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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细腻的笔触“从头说起”

褚云侠2021-04-17人已围观

简介“从头说起”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需要文学视野的开阔、信息捕捉的敏锐、问题设置的科学、材料拣选的准确,而以精深细腻的笔触讲好一个作家或一部作品的故事更需要一番硬功

  若干年前,在我还是一个当代文学的初学者时,舒晋瑜这个名字就伴随着其一篇篇精深独到又亲切平和的作家访谈自然而然地走进了我的视野。她的访谈别具一格,读来收获良多,以至于日后每每要展开当代作家作品研究,“舒晋瑜访谈录”都成了我绕不过去的参考资料。这些文字之所以令人印象深刻,或许正在于她深厚的案头功夫、敏锐的审美判断和娓娓道来又切中肯綮的对话能力。

  近些年,舒晋瑜的访谈文章结集出版,在继《说吧,从头说起——舒晋瑜文学访谈录》《以笔为旗——军旅作家访谈录》之后,她的这本《深度对话茅奖作家(修订版)》(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8月出版),聚焦当下中国最重要的文学奖项之一——茅盾文学奖(以下简称“茅奖”),展开一次对历届获奖作家与评委的绵密追问。虽然“从头说起”并不能囊括这本最新访谈录的全部要义,但我仍想沿用这一个词,来描述和诠释我对舒晋瑜访谈的突出印象,或者说这种沿用,其实也昭示着她一以贯之的坚守。

  舒晋瑜的“从头说起”,大约有着一些“考镜源流”的意味。可以说,无论是对“茅奖”还是对“作家”,她都在尝试从头说起。“茅奖”是这一系列访谈作品的限定词,或者说为其厘定了研究对象的范畴,构成对话某一位作家或评论家的基本前提,因此舒晋瑜对茅奖设立、发展的来龙去脉始终抱有一探究竟的愿望。她不仅梳理了一份历届茅奖评委名单与获奖作品目录,还以“寻访当事人”的方式获得一份珍贵的评奖回忆录和问答资料。虽然近年来对茅奖的研究日渐繁盛,但大多集中于对文学制度或传播与接受的考察,以及对获奖作品的审美分析,而通过采访来还原历史现场的史料建设寥若晨星。舒晋瑜追访了第一届至第十届的茅奖评委,在每届中选取一位进行深度对话。在故事的讲述和对细节的回忆中,不仅获得了比当时文字记录更丰富的生动性和现场感,而且与其相得益彰、相互补正。而在采访不同时期的评委时,她则有意设置一些内容相似的问题,试图考察历届评委对相似问题的不同回答。纵观这些差异与重复,其实也正构成对近四十年来茅奖评选的动态观察。

  “茅奖”往往是发现一部被遮蔽作品的契机,是进入一个耳熟能详的作家的入口,而对于作家的访谈,却并没有被“茅奖”所局限,舒晋瑜由此为切入点展开的对话远比茅奖更丰厚,甚至构成一种对作家追踪式的立体化呈现。毕飞宇在谈及舒晋瑜留给他最深的印象时提到了文本阅读。的确,她的话题往往起始于文本内部的某个人物、某处细节,甚至为作品的探讨寻找一个参照系,但她似乎也从不满足于仅仅充当一位批评家式的对话者,她更感兴趣的是如何重返文本的历史语境,并且试图在阐释的同时画出一条阐释的有效边界。这就需要挖掘文本这片丰饶田野背后的隐秘矿藏,因为对任何事物,她都想从头说起。细观这些访谈,作家的阅读经验、重要人生经历、作家与故乡之间的关系、某一文本的创作前后以及作品的命运等都是舒晋瑜尤其偏爱的话题。

  例如在这些访谈中,从阅读经验的角度,她发现了写实主义对刘心武的深刻影响和他与50后作家不甚相同的阅读史与写作史,王旭烽与帕斯捷尔纳克和《日瓦戈医生》之间的精神联系,父亲的思想与古典诗词为宗璞打下的扎实基础。从作家经历的角度,她挖掘了莫言的军艺学习时期,两次前线经验与战争经历对徐贵祥创作的影响。从作家与故乡之间的关系角度,也让我们看到王安忆和上海之间的“紧张关系”,苏童纸上故乡中种种人事流徙的归宿和江南气息。这些由细枝末节构成的层峦叠嶂,看似只是无足轻重的文学“周边”,但借此才能充分解释一个作家或一部作品到底由何而来,向何而去。

  近年来,当代文学学科出现了“史料学转向”的趋势,当一代作家完成创作的主要历史段落,且文学批评也已对作品进行了充分而丰富的阐释,而我们需要开始反思这些批评的精准和恰切程度时,寻找产生一代作家的历史依据就变得尤为重要。舒晋瑜作为一线记者和编辑,虽然不敢说有多么明确和强烈的“史料意识”,但这些“考镜源流”的“从头说起”,却在事实上抢救了一份来自文学现场的重要文献。

  但除了这种理性、客观之外,舒晋瑜的访谈还有着令人着迷的另一副面孔,那就是她的细腻、谦和与发自内心地对文学的虔敬和热爱。很多人称这本访谈录是一本有温度的书。的确,无论在一问一答之间,还是在凝结着最多感怀和思索的“采访手记”中,舒晋瑜与每一位作家的对话,更像是灵魂与灵魂之间的碰撞,生命与生命之间的熨烫。“采访手记”已经成为舒晋瑜访谈录的一个固定体例,这是镶嵌在历史理性中的一种人文关怀、一种感情视角,每一则都能独立成章,而写法又不尽相同,可看作是一篇篇短小的人物传记,抑或是一帧帧精微的生活剪影。如写王蒙,她聚焦于2015年9月29日这一天,82岁的王蒙在第九届茅盾文学奖的领奖台上率先出场,然后自他19岁的创作开始追溯,该连续的自然连续,该弥合的也不难弥合,勾勒出一个充满巨大热情与力量的文学万岁的故事。写毕飞宇,像老友见面后留下的一则私人日记:“毕飞宇还是老样子。阳光、健康……你尽可能把形容大学生的词语用在他身上……他诚实地坦白少年的梦想、渴望甚至虚荣,他在少年的田野上守望,守望他不可企及的童话。”而对于霍达,她则借助翔实的数据,细数了《穆斯林的葬礼》——这个曾经捧在母亲手中的婴儿二十几年来长大成人的每一步印痕。从这个角度来看,舒晋瑜通过访谈的“历史保存”工作也具有文学创作的性质,她同时也是一位散文家。

  “从头说起”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需要文学视野的开阔、信息捕捉的敏锐、问题设置的科学、材料拣选的准确,而以精深细腻的笔触讲好一个作家或一部作品的故事更需要一番硬功夫。在这本访谈录中,舒晋瑜以她自己的独特方式,完成一次文学史的钩沉与建构,也实现一种别具一格的文学创造。(作者:褚云侠,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