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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不入《世说新语》原因辨析

范子烨2021-01-30人已围观

简介《世说》是一部纂辑旧文之作,其成书自然是以世间流传的已有文献为基础的。

      在六朝时代姹紫嫣红的文学景观中,刘义庆主编的《世说新语》无疑是一部人文价值极高的文学宝典。但是,在这部文学宝典由六百多位人物组成的画廊中,人们竟然找不到陶渊明的踪影。依照笔者昔年所考,《世说新语》成书于元嘉十六年四月到元嘉十七年十月间(439—440),编纂成书的地点即在江州(江州的治所在浔阳,今江西省九江市西南),刘义庆时任江州刺史(参见拙著《魏晋风度的传神写照—〈世说新语〉研究》,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4年版),陶渊明在元嘉四年(427)去世,那么,根据《世说》不取生人事迹的基本编纂原则,陶渊明是可以进入《世说》的,如拒受檀道济粱肉的故事似可入《德行》门,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似可入《方正》门,葛巾漉酒的故事似可入《雅量》门,无弦琴的故事似可入《巧艺》门,重阳待酒的故事似可入《栖逸》门,等等。尽管谢灵运在元嘉十年(433)以“谋反”罪被刘宋朝廷处死,但他还是在《世说》中出现了(《言语》第108条,条目序号依据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唯独不见陶渊明的身影。这就是“大隐的缺席”(参见下文)。

      一些学者试图揭开《世说》的这个“缺席”之谜。南京大学卞东波教授在《大隐的缺席:陶渊明不入〈世说新语〉》新释》(《古典文学知识》2006年第4期)一文中曾经援引台湾学者李栖的观点:“渊明之所以没有出现在《世说新语》的理由是:第一,当他年轻时,由于籍隶南方寒族,官司阶又低,与贵人高门没有来往,不合本书选人的原则。第二,等他隐居柴桑,声名大噪时,时间又已经超出本书所包的时代之后了。”也就是说,陶渊明属于寒族出身,而作为隐士成名又晚,所以就不能进入《世说》了。但细细推究,这两条没有一条能够成立。

      陶侃是陶渊明的曾祖父,在《世说》中作为主体人物出现过8次(《言语》第47条,《政事》第16条,《方正》第39条,《容止》第23条,《贤媛》第19条、第20条,《假谲》第8条,《俭啬》第8条);陶侃之子陶范出现过两次(《文学》第97条,《方正》第52条);而陶渊明的外祖父孟嘉也出现过1次(《识鉴》第16条)。就出身而言,这些人物和陶渊明都是一样的。尽管陶侃后来位居三公,权势倾天,也并不被人瞧得起。《世说·容止》第23条:

      石头事故,朝廷倾覆。温忠武与庾文康投陶公求救,陶公云:“肃祖顾命不见及,且苏峻作乱,衅由诸庾,诛其兄弟,不足以谢天下。”于时庾在温船后闻之,忧怖无计。别日,温劝庾见陶,庾犹豫未能往,温曰:“溪狗我所悉,卿但见之,必无忧也!”庾风姿神貌,陶一见便改观。谈宴竟日,爱重顿至。

      温峤称陶侃为“溪狗”,显然有鄙薄之意。当然,他说的“狗”,大致相当于刘邦所说的“功狗”,有务实能干之意,虽然与今日“狗”的喻义不同,但与“功人”自然是天壤之别(参见《汉书·萧何传》)。其实,在陶侃的时代,浔阳陶氏和武昌孟氏都属于“新出门户”(关于《世说》所谓“新出门户”的问题,可参看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后论》),与当时的王谢一流高门是无法分庭抗礼的。尽管如此,这种出身并不影响其进入《世说》,因为尽管以世族人物为主体,《世说》还是能够兼容并包,主要是为了彰显特殊的时代风气。我们读《世说·任诞》第30条:

      苏峻乱,诸庾逃散。庾冰时为吴郡,单身奔亡,民吏皆去。唯郡卒独以小船载冰出钱塘口,蘧篨覆之。时峻赏募觅冰,属所在搜检甚急。卒舍船市渚,因饮酒醉还,舞棹向船曰:“何处觅庾吴郡?此中便是。”冰大惶怖,然不敢动。监司见船小装狭,谓卒狂醉,都不复疑。自送过淛江,寄山阴魏家,得免。后事平,冰欲报卒,适其所愿。卒曰:“出自厮下,不愿名器。少苦执鞭,恒患不得快饮酒。使其酒足余年毕矣,无所复须。”冰为起大舍,市奴婢,使门内有百斛酒,终其身。时谓此卒非唯有智,且亦达生。

      这个无名小卒有何地位可言?但他却是《世说》这个“达生”故事的主人公。显然,从门户出身来解释陶渊明不入《世说》的现象,这种路径并不合适。此外,陶渊明在晋安帝义熙元年(乙巳岁,即公元405年)十一月归隐,至公元420年晋宋易代,已经有十五年的时间,此时的陶渊明已经是著名的隐士了。陶渊明辞世后,其声誉自然更高,到刘义庆主持编纂《世说》之时,他已经受到朝野的普遍关注了(参见下文)。所以,说陶渊明“声名大噪时”,“时间又已经超出”《世说》“所包的时代之后”,这也是不合历史实际的。那么,《世说》是否完全与陶渊明无关呢?我们且读《世说·识鉴》第16条:

      武昌孟嘉作庾太尉州从事,已知名。褚太傅有知人鉴,罢豫章还,过武昌,问庾曰:“闻孟从事佳,今在此不?”庾云:“试自求之。”褚眄睐良久,指嘉曰:“此君小异,得无是乎?”庾大笑曰:“然!”于时既叹褚之默识,又欣嘉之见赏。

      本条刘孝标注引《嘉别传》曰:

      嘉字万年,江夏[~符号~]人。曾祖父宗,吴司空。祖父揖,晋庐陵太守。宗葬武昌阳新县,子孙家焉。嘉少以清操知名。太尉庾亮,领江州,辟嘉部庐陵从事。下都还,亮引问风俗得失。对曰:“待还,当问从事吏。”亮举麈尾掩口而笑,语弟翼曰:“孟嘉故是盛德人。”转劝学从事。太傅褚裒有器识,亮正旦大会,裒问亮:“闻江州有孟嘉,何在?”亮曰:“在坐,卿但自觅。”裒历观久之,指嘉曰:“将无是乎?”亮欣然而笑,喜裒得嘉,奇嘉为裒所得,乃益器之。后为征西桓温参军,九月九日温游龙山,参寮毕集,时佐史并着戎服,风吹嘉帽堕落,温戒左右勿言,以观其举止。嘉初不觉,良久如厕,命取还之。令孙盛作文嘲之,成,着嘉坐。嘉还即答,四坐嗟叹。嘉喜酣,愈多不乱。温问:“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嘉曰:“明公未得酒中趣尔。”又问:“听伎,丝不如竹,竹不如肉,何也?”答曰:“渐近自然。”转从事中郎,迁长史。年五十三而卒。(见影宋本《世说新语》,上册,文学古籍刊行社1956年版)

      所谓《嘉别传》,就是陶渊明所撰《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这里是节略之文,宋本《世说》的文本已然如此,全文今见宋刻递修本《陶渊明集》卷第六(《宋本陶渊明集二种》,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9年版)。在宋本陶集中,该传的篇幅至少是以上引文的两倍。这种原文缺半的情况实际是由宋人对刘孝标《世说注》的肆意删削造成的(见拙著《魏晋风度的传神写照—〈世说新语〉研究》)。但由此可知,刘义庆及其幕府文士在编纂《世说》之时,《陶渊明集》已经是其取材的对象了。这种情况的发生并非偶然,而与《世说》的编纂者对《陶渊明集》的接受以及元嘉时期《陶渊明集》在江州地区的流传有密切关系。

      鲍照是刘义庆主编《世说》这一文化盛事的重要参与者之一(参见拙著《魏晋风度的传神写照—〈世说新语〉研究》),《宋书·刘义庆传》:“太尉袁淑,文冠当时,义庆在江州,请为卫军咨议参军;其余吴郡陆展、东海何长瑜、鲍照等,并为辞章之美,引为佐史国臣。”今鲍照集中的《登庐山》二首、《从登香炉峰》以及《上浔阳还都道中》诸诗,都与其临川幕府时代的江州生活有关,而鲍照《学陶彭泽体》一诗尤其值得关注:

      长忧非生意,短愿不须多。但使尊酒满,朋旧数相过。秋风七八月,清露润绮罗,提琴当户坐,叹息望天河。保此无倾动,宁复滞风波。(丁福宝编《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全宋诗》卷四,上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

      这是一首拟陶诗。“长忧”四句,其“前文本”是陶渊明《九日闲居》诗:“世短意常多,斯人乐久生。”以及《游斜川》诗:“提壶接宾侣,引满更献酬。未知从今去,当复如此否?中觞纵遥情,忘彼千载忧。且极今朝乐,明日非所求。”“但使”二句,其“前文本”是陶渊明《移居》诗:“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提琴”二句,其“前文本”是《拟古》其七:“佳人美清夜,达曙酣且歌。歌竟长叹息,持此感人多。”“秋风”四句的“前文本”是《与子俨等疏》:“少学琴书,偶爱闲静……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意浅识罕,谓斯言可保;日月遂往,机巧好疏。缅求在昔,渺然如何。”“保此”二句,其“前文本”是《饮酒》其十:“在昔曾远游,直至东海隅。道路迥且长,风波阻中途。”以及《归去来兮辞》:“于时风波未静,心惮远役。”可见鲍明远此诗涉及了陶公之《九日闲居》《移居》《拟古》《游斜川》《饮酒》《归去来兮辞》和《与子俨等疏》等多篇诗文。故此诗的出现,说明《陶渊明集》在元嘉时期流传甚广,而开始流传的第一个区域就是江州,诗人以“陶彭泽体”称之,显示了对陶渊明其人其诗的特殊尊重。这就是陶渊明为外祖父孟嘉所写小传得以局部入选《世说》的文化背景。所以,尽管我们在《世说》中看不到陶渊明,却能够看到原本出自陶渊明的手笔却被修改过的一段文字。孟嘉关于音乐欣赏“渐进自然”的名言是可以入选《言语》门的,但却被编纂者忽略了,这当然是一个疏漏。

      《世说》是一部纂辑旧文之作,其成书自然是以世间流传的已有文献为基础的。上述《世说·识鉴》第16条以及相关情况也足以表明这一点。换言之,在《世说》编纂之时,陶渊明尚未进入历史文献,虽然编纂者对其人其诗比较了解,也无法让他进入《世说》,因为没有可资选用的文献,而《陶渊明集》中的《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则为名士孟嘉进入《世说》提供了文献依据。因此,东波君提出“刘义庆在编纂《世说》时还没有见到这些记载陶渊明事迹的资料,可能当时关于陶渊明的文献还没有成书”,这一观点是目前对陶渊明不入《世说新语》这一现象的最合理解释。东波君在文章最后说:“刘义庆不录陶渊明入《世说新语》,从而失去了一位可以使《世说新语》更添光彩的人物,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但这仅仅是刘义庆及其幕府文士和《世说新语》的遗憾,而不是陶渊明的遗憾:陶渊明潇洒而不放达,通脱而不散漫,嗜酒而不纵酒,儒雅而不拘执,任真而不随意,正直而不偏颇,理性且饶有诗意,务实亦多梦想——他的《桃花源记》是关于人类理想生活的沉思录,是中古时代“中国梦”的诗意书写。他是高于魏晋人物的诗哲,是时代风气以外的高人。既然如此,陶渊明不入《世说新语》,又何尝不是一种令人回味的“缺席之美”呢?(作者:范子烨 西北民族大学文学院兼职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