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的河流与温柔的城市

　　《黄河故事》，邵丽著，河南文艺出版社2021年1月第一版，50.00元

　　温柔的城市吸引着异乡的“我”，在一个镜像般的双城记中，历史得以通过空间的形式回到当下。

　　作家邵丽在多篇创作谈中都强调“父亲”对她的影响，在长篇小说《黄河故事》中，她挖掘出被历史尘封已久的“父亲”“母亲”，并以此刻为坐标勾连起家庭往事，将他们的人生命运置于历史洪流之中加以展现。“父亲”“母亲”艰难而小心翼翼地度过他们的一生，从历史深处走来的同时，又携带着某种“历史后遗症”。小说在叙事中通过记忆的闪回逐渐拼凑出他们完整的形象。邵丽通过人物形象的刻画，完成的不仅是人在时间河流中的涌动与销蚀，也包括无法踏入同一条河流的人们如何在历史的幽禁中找到心灵的自我。

　　《黄河故事》以父亲的死为线索，以细密的方式展开叙事。小说以“我”为父亲寻找墓地为起因，经由我们五个儿女的讲述串联起父亲生前的历史。在我们各自不同的视角中，父亲呈现出颇为矛盾的形象，但在母亲的眼中，父亲却自始至终被否定得一无是处。这是因为，在经济困难的特殊时期，父亲对“吃”的热爱和钻研成了头等罪状，甚至给全家带来了耻辱。恨铁不成钢的母亲在父亲多次经商无果后，对父亲彻底失望，以致于父亲不堪其辱投黄河自尽。但是，多年后的今天，年迈的母亲对父亲的死多少产生了一些内疚，仍然保留着纳好的鞋底这个细节，体现出母亲对父亲多了些许理解和怀念。小说结尾则直接表明了叙述者想要为父亲正名的意图：“他再也不是我们家的耻辱，我要完成的正是我父亲未竟的梦想。”

　　事实上，尽管小说始终围绕父亲展开，但母亲绝非可有可无的角色。至少，父亲之死的背后都与母亲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黄河故事》虽然没有明确指出父亲的死因，但很多细节已经暗示出父亲因为难以忍受母亲的苛责而死于黄河。但是，小说中的母亲并非不通事理，而是知书达理，见过世面，更对父亲的感情颇深。不管怎样，这是一个典型的东方式的母亲，她表达爱的方式是隐忍的，她把自己全部奉献给了家庭，所以才会对父亲的“贪吃”恨铁不成钢，只有不停地责难父亲。不仅如此，除了“我”以外，母亲对几个儿女的人生也或多或少地干预或者说控制，但母亲的安排都以失败告终，孩子们的婚姻很难说得上幸福。《黄河故事》中的母亲形象带有极大的隐喻性。母亲的观念和做法都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女性所特有的。在她眼中，只有走上仕途光耀门楣才是正道，所以始终瞧不起子女凭借开饭店的手艺谋生。这的确是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原文化根深蒂固的观念和价值标准。相反，离开家乡而远赴深圳打拼的“我”却用自己的行动打开了一片新的天地，不仅事业蒸蒸日上，也收获了童话般的爱情，甚至可以说“是这座新兴的城市成就了我”。

　　小说有一个细节值得玩味。在最艰难的时候，“我”独自走到黄河边，想过一死了之，想到了父亲也是怀着这种绝望的心情纵身跳入黄河的。小说在此处突然荡开一笔，贡献出仅有的一次抒情性的描写。“我”看到鸟儿幸福的一家，想要寻找生命的痕迹，突然看到了远处的城市：“平时她僵硬的、阔大的钢筋水泥身躯，在夜里突然显得柔软起来，像起伏的山恋。她那明明灭灭的灯火，多像生命的律动。是的，她像有生命似的看着我，温柔地眨着眼睛。她在召唤我。我为什么不走向她？这难道不是一条比死亡更宽阔、更诱人的道路吗？”尽管怀着同样的心情，“我”却比父亲幸运得多，因为“温柔的城市”吸引着异乡的“我”去开疆拓土，成就一番事业。如果说父亲“生于黄河，死于黄河”，那么母亲又何尝不是？因为她的血脉与灵魂早已成为黄河文化的一部分。同样是书写中原文化，《黄河故事》不同以往地利用深圳所具有的空间和时间上的双重所指，回望中原在时代变迁中的人事。在一个镜像般的双城记中，历史得以通过空间的形式回到当下。

　　《黄河故事》写了个体在社会历史中的有限性。尽管小说中的父亲母亲最大限度地发挥了个体的作用，却也只能在时代的风暴中任其吹落飘零。《黄河故事》中的父亲之所以给全家带来耻辱，不过是因为他不请自来地为有红白喜事的人家操刀做饭，顺便饱食一顿，但在“困难时期，谁家也不想多管一个人的饭”，这才导致了母亲的不满，间接引发了父亲的悲剧。如果不是恰逢经济困难，父亲很可能会成为大厨，或者像子女一样经营饭店。父亲一生中为数不多的高光时刻发生在饭店帮厨：“在父亲的操持下，一时之间只见勺子翻飞、碗盘叮当。平时蔫不拉叽的父亲，好像突然间换了一个人，简直像个音乐演奏家，把各种乐器调拨得如行云流水，荡气回肠。”

　　不妨说，邵丽无意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而是在时代变迁中呈现两代人的心灵轨迹，进而重新思考人在历史中的限度与可能性。这不仅是因为小说在叙事上有意存留了大量空缺，更是因为处于历史中的人无时不在经受时代的打磨和萃取。小说通过主观视点的方式，在讲述个体生活的同时将历史汇聚到当下，试图在心灵上达成对历史与个人的双重救赎。（杨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