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公凯论二十世纪中国画“传统派”四大家

  20世纪的中国美术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冲击，开阔了眼界，丰富了表现形式，油画等外来画种在中国生根开花。在中国画领域内，则呈现出两种不同的风格取向：一部分画家借鉴外来艺术，用中西融合(包括吸收日本和前苏联)的办法来改造中国画，取得了开拓性的重大成就；另一部分画家则坚守本土文化的立场，在继承传统价值观的基础上推进中国画，也取得了独立于西潮之外的重大进展。这两类画家目前被一些学者简称为“融合派”和“传统派”，他们通过各自不同的方式和途径，对中国民族绘画在近现代的发展作出了互相不可替代的贡献。

　　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潘天寿，在后一类画家中具有代表性。我们之所以选择这四位画家并按年代先后放在一起比较研究，是由于他们所具的典型性和明显的共同特征：

　　其一，这四大家的作品较之于更早的前代画家，都有大的演进和拓展，这种演进和拓展主要表现在绘画语言方面。从梁楷到青藤、八大，中国画的笔墨、章法逐渐从对象形体上分离出来，取得了相对的独立性和越来越丰富的审美内涵。表现方法从小写意发展到大写意，在作品中通过笔墨章法直接抒发作者性格情怀的主观成分越来越多。吴昌硕以金石入画造成的浑厚气度，黄宾虹的黑墨团中透露出来的蕴藉修养，齐白石的率真，潘天寿的风骨，都将传统中国画推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其二，这四大家生活的时代，正值中西文化碰撞交汇的大潮流。他们对此当然有所身受和感触，吴昌硕在“十里洋场”的上海，齐白石也并非闭目塞听，黄宾虹与国外学者早有通讯往来，潘天寿则一直在以西画为主的美术学院任教。但在他们的作品中，却看不到任何外来文化的直接影响，这是值得研究的。他们对于外来文化，似乎是十分有意识地采取了一种“划清界限”的态度。之所以如此，外国列强对中国的欺侮所激起的民族主义情绪是原因之一；这几位画家对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所奠定的对民族绘画前景的坚定信念是原因之二。他们这种对传统艺术所持的“保护主义”立场，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对西化思潮的一种平衡。这种“保护主义”的平衡与激进的西化思潮一样，宏观来看，对中国艺术的发展进步都是有意义的。

　　其三，这四大家致力于在本土文化基础上的拓展，他们的艺术与西方现代艺术最深刻的不同之处，在于作品内蕴藏的价值观。例如，西方现代艺术推崇反叛与创新是最高的价值，而四大家则十分重视继承与积累的价值。前者可以使一个艺术圈子以外的人一夜之间成为明星，后者则把继承前人成果和高难度的基本功训练看成是创新的起点。又如，西方现代艺术以突破界限、制造极端来求得发展，四大家则主张在限制中求拓展，在继承与创新之间寻找恰如其分的“度”，将运动变化着的“中庸”看成是最难以把握的高级境界。再如，西方现代艺术将古典绘画的综合功能加以分解，将各种因素抽取出来做单项开拓，如视觉刺激、概念游戏等等，横向扩大领域，将艺术看成是人的单项才能的产品，而四大家则坚持绘画功能的综合性，重视纵深的文化修养，将绘画看成是人的(尤其是全面发展的知识分子的)完整人格的外化。四大家的艺术所体现的这种对艺术本质的理解，是否一定落后过时并将由西方现代艺术的观念所完全替代，则仍然是可以研究的。

　　其四，这四大家所取得的成就是多方面的，而且各不相同，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对中国画笔墨的绝对重视。吴昌硕笔墨的“重、拙、大”，“画气不画形”；齐白石笔墨的“平直刚健”、“大方质朴”；黄宾虹笔墨的“浑厚华滋”直至“纯用焦墨”；潘天寿的“苍古高华”、“一味霸悍”……20世纪传统派四大家所标识的这条精英性的传统主线，其共同趋势是中国画笔墨的进一步独立与解放。笔墨与对象形体的关联性更为松散、更为概略，笔线与笔触进一步放大，从小笔小墨趋向大笔大墨，在画面上形成独立于客体形象之外的自身节奏韵律。这种独立的节奏韵律是笔墨语言自身的美，即“书写”之美，而不是客体之美。画家手下的一笔一墨如同音符，在手的运动和主体心绪的支配把握中，起伏、跳跃、曲折流淌，构成整幅画面的华彩乐章，呈现出阔大沉雄、质朴高华的总体气象。这是在更高的艺术本体层面上对雄浑博大的民族精神的领悟与张扬，其中饱含着刚正和谐、朴拙内敛的力量感，透露着一个历尽沧桑的古代文明寻求伟大复兴的意志与企盼。从创作者和欣赏者两个角度说，对画面笔墨细微变化的敏感和总体气象格调的领悟，始终是最为关键、最具文化深度、最不容易理解与驾驭的机关枢纽。其中特别值得深思的是，这里所谓的独立与解放，并不是笔墨的任意一种独立和解放，也并非仅仅是新意和有趣，而是与知识精英们共同的人格理想及其思潮取向相一致的独立和解放。以吴、齐、黄、潘为代表的近代笔墨趋势是对于文人画末流轻秀促弱之风的反拨，是对于汉魏碑刻所记录的远古雄风的追慕，是对于中国近现代社会巨大变革的审美回应，是中华民族自立自强的群体性心理期待的象征。

　　透过笔墨，看到的是艺术家的内在修养，蕴含的是知识精英的人格理想，折射出的是一个时代的思潮和民族精神。这就是笔墨作为中国画本体结构核心的价值根源。

　　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中国画传统在20世纪经历了重大的断裂，尤其是对传统主线理解的断裂。在当今画坛，对中国画笔墨的认识与理解已成为大问题。近些年关于笔墨的论争就是佐证。重读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潘天寿四位大家的作品，重温他们的抱负和理想，正是当下应该做的事情。（作者：潘公凯，1996年任中国美术学院院长，2001年6月至2014年9月，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