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陵野老”与杜甫的郡望情结

　　 杜甫自号“杜陵野老”，有时亦自称“杜陵野客”“少陵野老”“杜陵布衣”等。杜甫以此为号，大致在天宝十年前后，及至其晚年流落荆楚时，也多用此号。而其自入蜀到去世所作的怀乡诗，怀念的除了少年时所居的巩县和洛阳外，多是长安及其附近的风物，可见其对杜陵的感情。这种感情，不仅仅关涉乡关之思，更是与其郡望情结密不可分。

　　 “杜陵野老”“少陵野老”之“杜陵”“少陵”均是来自杜氏从西汉以来形成的郡望。杜陵为汉宣帝陵，少陵在唐前称“小陵”，为许后之陵，南去杜陵十八里。林宝《元和姓纂》卷六“杜氏”：“汉御史大夫周，本居南阳，以豪族徙茂陵；子延年，又徙杜陵。”此为杜氏定居杜陵之始。后分成两支，一支留在北方，一支渡江南下。杜甫所属的一支为京兆杜氏的襄阳远支，祖先在晋宋之时南下，定居襄阳，直到杜甫五世祖杜叔毗随梁宜丰侯萧循降西魏方归北方，因此在唐代一直被目为襄阳杜氏。《旧唐书·杜甫传》言其“本襄阳人，后徙河南巩县。”而其从祖父杜易简和祖父杜审言传亦言其“襄州襄阳人”，宋之问有《三月三日于灞水曲饯豫州杜长史别昆季》诗，其序曰：“言辞灞浐，将适荆河。恋旧乡之乔木，藉故园之芳草。”但迁居襄阳的杜氏自南朝开始就常常自称为“京兆杜氏”。《梁书.杜崱传》：“杜崱，京兆杜陵人也。其先自北归南，居于雍州之襄阳，子孙因家焉。”及至唐代，这种称呼方式仍然有所延续。杜甫从父杜并墓志即曰：“男子讳并，字惟兼，京兆杜陵人。”这种现象，一方面是六朝时南渡侨姓称北方郡望的习惯使然，另一方面，也与居于长安附近的京兆杜氏大族本支在初唐比较显赫有关。太宗朝的两位宰相杜如晦、杜淹就是出自京兆杜氏大族本支。唐代攀附著姓的情况比较多见，入唐后地位不显的襄阳杜氏攀附颇有声望的远祖本支也属社会常情。

　　 杜甫亦自认为是京兆杜氏之后，且在诗文中屡屡提及自己的身份。故其在开元二十九年所作的《祭远祖当阳君文》中就自称为“十三叶孙甫”。在天宝九年《进雕赋表》中亦说：“自先君恕、预以降，奉儒守官，未坠素业矣。”直到晚年所作的《回棹》中称“吾家碑不昧，王氏井依然。”此碑便是杜预平吴后立于岘山之上的纪功碑。确认自己为杜预之后，便是确认自己京兆杜氏的身份。杜甫的家族不仅身份认同方面向京兆杜氏靠近，还在长安附近购置了田产，杜甫《曲江三章》“杜曲幸有桑麻田”即是指此。

　　 杜甫这种浓厚的郡望情结，是根植于唐代社会文化土壤里的。唐代在一定程度上承袭了自魏晋以来强调郡望、以门第相高的士族风习，杜甫在诗中曾多称美他人家族地望，如“相门韦氏在，经术汉臣须”（《赠韦左丞丈济》）、“汉朝丞相系，梁日帝王孙”（《赠比部萧郎中十兄》）、“丈人藉才地，门阀冠云霄”（《奉赠卢五丈参谋（琚）》）等。可见当时的社会风气就是如此。因此，杜甫以郡望为自己取号，也是显示自己家族荣耀之举。

　　 需要注意的是，杜甫具有浓厚的郡望情结，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是由社会崇尚旧族的风气使然，但也与杜甫的现实需要紧密相关。

　　 唐代士人的入仕途径有多种，主要有科举、门荫、流外入流、辟属等。杜甫祖杜审言卒为国子监主簿，为从七品，其父杜闲卒为奉天令，为正六品。按唐制不符合门荫的要求。而杜甫本人又不乐吏事，也不太可能选择由吏为官。杜氏素以诗书传家，杜甫自幼便熟读《文选》，精通诗赋，这和当时科举考试的要求是相符合的，故以科举入仕是最为理想的。

　　 唐代的科举考试的考生来源主要有二：国子监和乡贡。开元中，国子学衰落，乡贡的比例大为增加。乡贡是由州府选汰后举送尚书省参加礼部试，而诸州府之间等第率存在明显差异，按京兆户籍参加科举比其他地区的户籍更有优势。《唐摭言》卷二《京兆府解送》：“神州解送，自开元、天宝之际，率以在上十人，谓之等第……小宗伯倚而选之，或至浑化，不然，十得其七八。苟异于是，则往往牒院请落由。”而同卷所录的《元和元年登科记京兆等第榜序》言其为“神州等第录”也反映了这一现实。而相比之下，河南府解送的重要性就差了很多，吕温曾为河南府首荐，在进京参加礼部试时却未及第，可见河南府解送的影响力远不及京兆解送。

　　 杜甫籍贯即为河南巩县，第一次进京参加科举也为河南府解送。他在河南府考中府试后取得了乡贡资格，但在赴长安参加由吏部考功员外郎主持的省试时落第，即《壮游》所云：“归帆拂天姥，中岁贡旧乡。气劘屈贾垒，目短曹刘墙。忤下考功第，独辞京尹堂。”后来他在经历了八九年的漫游生活，便“西归到咸阳”，其留居长安的行为可能与寄籍参贡有关。寄籍参贡即在户籍地之外的地方参加贡举。按照当时规定，应举者需在本籍报名。开元十九年敕：“诸周贡举，皆于本贯籍分信明者，然依例，不得于所附贯便求申送，如有此色，所由州县即便催科，不得递相容许。”在杜甫所处的时代，对于冒充户籍的行为管理远较中晚唐严格，杜甫属于京兆杜氏的远支，有寄籍于京兆府的便利条件，比较直接的方式就是攀附远亲。杜甫曾多次拜访长安的亲属，有《示从孙济》《杜位宅守岁》等诗。《示从孙济》中明言“勿受外嫌猜，同姓古所敦”，《杜位宅守岁》中呼位为“阿戎”，“阿戎”是中古时对弟弟的称呼，较为口语化。其实杜位出自杜尹一支，这一支一直留在京兆附近。杜甫与杜位虽为关系甚远，但对其仍以兄弟相称，可见确是有意亲近。

　　 除了寄籍之外，大族的身份对于干谒也意义非常，唐代科举考试前干谒、投赠行卷对于考试结果有重要影响，这一点，程千帆先生在《唐代行卷制度与文学》中有详细讨论。而大族的身份更有利于干谒成功。刘肃《大唐新语》中记载了一个颇为有趣的小故事，即是讲唐人干谒时冒为大族之事：

　　 唐郎中李播典蕲州日，有李生称举子来谒。会播有疾病，子弟见之，览所投诗卷，咸播之诗也……播又曰：“秀才今拟何之？”生云：“将往江陵，谒表丈卢尚书耳。”播曰：“贤表丈任何官？”曰：“见为荆南节度使。”播曰：“名何也？”对曰：“名弘宣。”播拍手大笑曰：“秀才又错也！荆门卢尚书，是某亲表丈。”生惭悸失次，乃复进曰：“诚若郎中之言，则并荆南表丈一时曲取。”

　　 然而，虽然杜甫做出了种种努力，以京兆杜氏的身份求谒过诸多京城权贵，科举入仕之路却并不顺利，直到天宝十载献三大赋，天宝十四载方授河西尉，后转为右卫率府胄曹参军。在此之前，一直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的艰难生活。这种生活不只是物质上的窘迫，还有精神上的压抑与无奈。杜甫曾自称“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但是为了求仕，不得不干谒权贵、依附作为权臣的远亲，这对具有强烈个性的诗人而言无疑是耻辱的。故“杜陵野老”这个号其实是带有自嘲与辛酸的。出身京兆杜氏却至暮年不得解褐，仍是“野老”、“野客”，应该是这个号深层的意义。因此，杜甫旅食长安期间，在诗中自称为“杜陵野老”“杜陵布衣”时往往也是怀有不平的。如“长安苦寒谁独悲，杜陵野老骨欲折”（《投简咸华两县诸子》）、“杜陵野客人更嗤，被褐短窄鬓如丝”（《醉时歌》）等都是如此。

　　 这种郡望情结在杜甫晚年逐渐发生了变化。杜甫晚年提及自己杜陵人的身份时表达的更多并非身份与处境的落差，而是暮年漂泊流离的感伤，如“巫峡寒江那对眼，杜陵远客不胜悲”（《立春》）、“杜陵老翁秋系船，扶病相识长沙驿”《惜别行送刘仆射判官》等都是例证。杜甫晚年除了直接称自己是杜陵人外，还经常以从长安漂泊到荆楚的王粲自比，“接舆还入楚，王粲不归秦”（《赠王二十四侍御契四十韵》）、“去国哀王粲，伤时哭贾生”（《久客》）等皆是此类，从中寄寓遭乱漂泊，远离秦川之悲。

　　 此时杜甫已经远离长安，也远离了游走权门、干谒权贵的生活，“杜陵”于他而言，已经渐渐褪去了功利色彩，变成了一个在文化意义上的故乡。他依然会为这个故乡自豪，怀想杜陵人物之盛“令弟尚为苍水使，名家莫出杜陵人”（《季夏送乡弟韶陪黄门从叔朝谒》）、“乡里衣冠不乏贤，杜陵韦曲未央前”（《赠韦七赞善》）；也会频繁回忆故乡风物，将其视为可以安慰游子的故里，如在夔州所作的“杜陵斜照晚，潏水带寒淤”（《赠李八秘书别三十韵》），“故里樊川菊，登高素浐源”（《九日五首》）等，甚至在泛舟嘉陵江时，都会想起长安附近的渭水， “故国流清渭，如今花正多。”（《泛江》）此时他提到自己杜陵人的身份时，已经不再为出身大族而暮年仍为“野老”激愤了，转而变成了思归不得的痛苦和远离故土的感伤，郡望情结逐渐被乡土情结替代。（作者：李海南，系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