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的底色和他的五次出仕

       我们今天谈论陶渊明，每每简单地将其视为隐士。其实，陶渊明的底色，并不是一位隐者。从他少年时代的“猛志逸四海”（《杂诗》其五），到中年的“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杂诗》其二），再到晚年的“猛志固常在”（《读山海经》其十），“大济于苍生”的济世热情，贯穿陶渊明的一生。

       每位青年都有自己的理想和奋斗目标，并希望在社会舞台上展现自己的才能，得到社会的认可。青年时代的陶渊明也是这样。诗人“总角闻道”（《荣木》），少年“游好在六经”，植根于儒家学术思想土壤，崇拜孔子的“士志于道”（《论语·里仁》）。他在《杂诗》中说：“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抒发了他辅佐明君、立业兴邦的政治渴望和救世济民的用世思想。其壮志凌云，不失侠客豪气。“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拟古九首》）渴望建功立业，英雄情怀跃然笔墨之间。

       二十九岁这年，陶渊明入仕为官，出任江州祭酒。他怀抱着“奉上天之成命，师圣人之遗书；发忠孝于君亲，生信义于乡闾”的美好愿景，秉持着“大济于苍生”的理想，开始实现其济世的猛志。然而，官场不同于田园，初涉官场的体验给他的美好理想泼了一身凉水，于时急转身退。《宋书》等记载的原因是“不堪吏职”，只得“少日自解归”，他受不了官场的种种束缚和折磨。而其中缘故，陶渊明也曾略有提及。其《饮酒》其十九：“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将养不得节，冻馁固缠己。是时向立年，志意多所耻。”委婉含蓄地透露当时自己的心迹。

       初仕的碰壁，让诗人不禁犹豫起来。但他的政治热情和理想并没有消退，而且对未来充满希望，等待“良主”的出现，一晃六年过去了。正踌躇立功的他，再次入仕当时的显赫人物——桓玄的军幕。很明显，诗人将这次入仕作为见识社会、体察仕途的好机会。在此期间，东晋政局发生了很大变化。桓玄与司马元显两大权臣之间你死我活的厮杀，全然不顾国家大局，陶渊明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而入仕的愿望再次落空了。统治集团上层人物所关心的不是救民于水火，励精图治，而是个人的私利。陶渊明借诗言志：“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虽然自己很想成就一番功业，但既然不能像宁戚那样干禄求官，那就再回归田园吧。正当犹豫之际，他母亲去世了，就借此名义回到故乡。

       再仕失败，陶渊明确实对官场有点冷漠和厌倦了。《和郭主簿二首》：“息交游闲业，卧起弄书琴。园蔬有余滋，旧谷犹储今。营己良有极，过足非所钦。舂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诗中流露出闲适生活的自得与惬意。不过，随着时间的流逝，陶渊明济世的热情不减。其诗云：“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瞻望邈难逮，转欲志长勤。”在看到自己收获劳动成果的同时，不禁对世道表示忧虑。所以，当守丧期满，年近不惑之时，他积极用世的激情再次猛烈迸发出来，《停云》《时运》《荣木》等系列诗歌，充分抒发了他这时期饱满的政治热情。在《荣木》诗中，他以荣木喻人生短促，认为“晨耀其华，夕已丧之”，“先师遗训，余岂云坠！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敦敢不至”。时不待人，功业未就，经权衡比较，于是选中了当时以整顿朝纲面貌而活跃在政治舞台中央的刘裕。刘裕此时被拥为都督八州军事的镇军将军，陶渊明便出仕做了镇军将军参军。

       陶渊明先后出仕桓玄、刘裕，都是抱着很大的政治期望的。正如袁行霈先生所说：“（陶渊明）选择了东晋政府最动荡的时候，又选择了最足影响东晋政局的两个军府，这说明他还是关注于政治，并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但是刘裕和桓玄完全是一丘之貉，阴怀篡逆。严酷的政治现实使陶渊明认清了刘裕的伪善面目，其正当炽热的政治热情，犹如熊熊烈火被泼了几瓢凉水，他只得在浊流中勇退。原本希冀政治上能够有所作为，但他在这污浊的官道中，开始对年轻时的抱负颇有些怀疑，感到内心矛盾极了。世道虽与他相违，但真要隐居不出，实也有悖于自己最初的理想与壮志。他感到唯一能做的是再次等待命运的安排。

       因此陶渊明旋即出仕为建威将军刘敬宣的参军。刘敬宣为东晋名将刘牢之子，以破桓歆功，迁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其地位可与刘裕相抗衡。可就是这位功勋赫赫的将军，却遭人无端排挤，不得不借安帝复位之际“自表解职”，不得善终。这一事件对陶渊明触动很大，推人及己，他由刘敬宣想到自己的遭遇，体会到若想建功立业，欲“大济于苍生”，是何其艰难！身居高位、功勋赫赫的刘敬宣，尚且落得如此结局，更何况一名小小的参军呢？陶渊明想到自己虽然先后四次出仕，政治理想却依然无法施展。他认识到正直的人不仅受谤，而且随时有坠入“密网”而丧失性命的可能，感到世道与己颇不相容，昔日的凌云壮志很难实现了。随着刘敬宣的解职，陶渊明也回到了故乡。这一次入仕本是带着最大希望的，是他一生中五次入仕的最高峰，也是他仕与隐的分水岭。从这以后，他入仕的政治热情明显弱化了，再也没有猛烈迸发过。

       最后一次出任彭泽令，并非出自本心，而是为公田种秫而“足以为酒”去的。《归去来兮辞》说：“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刚上任不久，从“仲秋至冬，在官八十余日”，思想又有了波折。“及少日，眷然有归欤之情。”再加上督邮的到来，使他积于胸中多年来政治抱负未遂的愤怒与痛苦，彻底爆发而出，“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这既是给官场的诀别书，也是对五次入仕理想的总结。以前抱定“大济于苍生”的政治理想，他认为“邦有道”而出仕；现在欲作贤臣而无路、欲有为而不能的情况下，他只能退而“独善其身”，“守拙归园田”。

       虽然归隐田园，但还在眼观政治，也害怕卷入政治漩涡。归田园初期，陶渊明在“放欢一遇，既醉还休”（《酬丁柴桑》），在“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移居》），欢愉园田之乐。但五十岁（五十而知天命）的到来，壮志未酬，他不得不感叹：“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昔闻长者言，掩耳每不喜。奈何五十年，忽已亲此事”（《杂诗》）。这种忧思随着他年龄的增长，疾患的病重，而不断加剧。尤其与当时政局联系起来，这种情感更为鲜明。严酷的政治形势使他对抱负的施展不再抱任何幻想，坚隐不仕。

       在陶渊明五十六岁时，晋、宋易代，诗人心情又发生了很大改变，内心充满了愤懑，他把这股愤懑之情化成了《咏荆轲》《读山海经》等充满豪情斗志的诗篇。朱熹说：“陶渊明诗，人皆说是平淡，据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来不觉耳。其露出本相者，是《咏荆轲》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说得这样言语出来。”（《朱子语类》）但陶渊明深知自己无力扭转局面，他的理想和抱负完完全全破灭了。为了躲避现实，他在耕种、读书中寻求慰藉。“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读山海经》其一）

       几十年的坎坷经历，对人生不断的思索，生活的实践，特别是长期与劳动人民躬耕一处，激发了他那敏锐的思维力，促使他的思想得到升华。在他的思想里产生了一个超脱于“小国寡民”又不同于“大同”社会的“桃源”世界。可以说，这是他一生思想的精华与顶峰，是他不断对人生、对社会思索和实践的结晶。也正因为他已不为世俗所累，因而他对自己的一生遭遇，甚至生死安危，都能泰然处之了。在“死去何足道，托体同山阿”（《挽歌诗》）与“人生实难，死如之何”（《自祭文》）的豁达爽朗与自歌自吟中，他将自己的一生推向了巅峰。

       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年四十而见恶焉，其终也已。”陶渊明二十九岁出仕，四十一岁归隐，其一生重要的经历，大体都是参照孔子的人生设定来践行的，体现了他作为一介儒生坚定的人生奋斗目标：“奉上天之成命，师圣人之遗书，发忠孝于君亲，生信义于乡闾。”（《感士不遇赋》）这是陶渊明的底色。（作者：钟书林，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