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新“乡愁观”的三个维度

新“乡愁观”的文化之维

乡愁原是一个文化哲学范畴，表征着一种历史情愫，更寄寓一种文化表达。故乡地理、童年历史、公共生活和情感记忆构成了乡愁的内涵，它可能是一杯老酒、一口古井，也可能是一棵百年老树、一弯故乡残月。在传统社会的古典文化中，乡愁属于审美范畴，是人们离乡若干年后对村落的美好反思和回忆，其本身颇具美感。在今天，新“乡愁观”既意味着对故乡的眷恋与欣赏，更喻示对当下处境的愁绪与反省。

历经30余年高速城市化的巨大变革，中国正处于整体转型升级的历史起点。不仅要破解难题，还要建构社会发展新秩序；不仅要实现社会结构与文化语境的重构，更有无数人的命运和际遇改写。新“乡愁观”恰好映射出中国民众面对社会巨变的复杂情怀：栖居与流动的张力、理想与真实的反差、主体身份的多元与家国尺度的转换。随着乡土中国向城市中国迈进，新“乡愁观”已化作数亿城市新移民共同的情感归宿，不仅是文化反嚼，更是对社会问题的反思，是“对现代性实践流动性、多变性、快速化的抗拒和对多元、个性化生活的憧憬”。

新型城镇化要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山水与乡愁的组合，凸显一种具象的绿色文明，这是一种极具人文内涵和历史情怀的归属感与认同感。作为传统文化审美层次的“乡愁”一词，首次出现在官方决策平台，彰显了中央坚持“以人为本”的新型发展理念。作为一种文化认同，乡愁已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中，从学术向度发掘新“乡愁观”的深刻内涵有着重要意义。

新“乡愁观”的空间之维

一个文明新的飞跃常要回到原点。乡村是个体生命的原点，也是华夏文化的原点；乡村是农耕文明的精粹，也是人类文明的根脉。然而，从2001年至今，十余年间中国消失了90多万个村庄，现在每天有近80个村庄在地球消失。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绝大多数活态仍存留于乡村，乡村尤其是传统村落是中国文化遗产的最后一道屏障，一旦该防线被突破，珍贵的文化遗产将很快沦丧在推土机之下。

安顿乡愁，必须留住乡村文化聚落。乡村聚落本身有农民、有农业、有完整的乡村生活，是包含了自然、文化和社会的一种空间整体。如果完全诉诸一种工业化的模式进行所谓的撤村并点、旧村改造，是舍本逐末之举。应当根据区域差异，制定相应的对策：一是为已建成的“新村”赋予乡土文化内涵；二是对“空心村”进行规划改造，融入乡土特色，形成具有特色文化的村落；三是保护古老村落，使其建成“村庄博物馆”。新型城镇化建设不是要消除村庄，而是要将村庄变得更具魅力。只有将那些有传承价值、历史记忆、地域特色、民族特点的传统村落保护落到实处，乡愁才能找到夕阳下的炊烟和不老的传说。

如何守住美丽乡愁？作为解决城乡差距的根本途径——城镇化，必须要走经济、社会、文化相结合的道路，实现三方融合发展。改变以城市为核心的发展模式，代之以城乡协调发展，以市带村，积极推动就地城镇化，传承、保护传统文化，构建协调的人地关系。一方面，“记得住乡愁”不只是僵化地保持乡村原始风貌，而是要培育出与形态改变相适应的生存模式；另一方面，城市应当与乡村一道，在营造中恢复并保留必要的记忆，共同留住乡愁。

新“乡愁观”的价值之维

哲学家以塞亚·伯林说过：“乡愁是所有痛苦中最为高尚的痛苦。”30多年来，我国城镇化水平虽得到快速提升，但传统村落不断消失、区域特色文化衰落、城市痼疾缠身，无一不在侵蚀着乡愁情怀：在城市出生长大的人，已越来越难以找到旧日熟悉的街区和社区；传统乡村宗族关系解体，在农村里长大的“城一代”，心中的故乡正在变得面目全非，行将消失。而今新型城镇化建设正如火如荼，如何从价值维度重塑新的“乡愁观”不啻是个难题。

伴随着“推土机”方式在城镇化建设中大行其道，传统格式被所谓“现代”格式所取代。能否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找到最佳契合点，是当代人急需的文化身份。伴随着改革的深入，在中国大地上，“忧患意识”与“幽暗意识”这种双重意识表征为巨大的“中国式”乡愁：老一辈国企人和新一代农民工，形成对工业城市和农业故乡的双重记忆与情感，分别产生了“失落的工业乡愁”和“回不去的乡愁”。

农业故乡和工业城市只是乡愁得以寄托的条件，却并非根本条件，最根本的是走出去的人们有生存能力和生存尊严。为此，新型城镇化将打破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通过深入的地权改革与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创建中国农民去乡模式，引导中国农民向“市民”转变，最终使中国农民在地权流转中虽去家离土，但仍能获得稳定的立身资本与身份认同。乡愁不是消极的情感体验，而是人们在他乡得以安身的回头一望，是对离乡事实的价值升华。

尤为重要的是，乡愁不是过去时，而是如何在时代浪潮激荡中重建一个有活力、有希望的故乡。从该意义上看，乡愁不仅是乡音乡味、青砖黛瓦和阡陌桑田，更是国家兴盛、民族团结和民主富强。面对城镇化洪流中久违的乡愁，为免遭造城运动、商业狂潮的袭击，我们必须学会如何诗意的“栖居”。

“记得住乡愁”虽是一种诗意化，但强调了新型城镇化不仅注重自然环境的修复、改善，更关注一种人文环境的营造、重构。从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乡愁俨然变成整个社会一个大的制度问题。城镇化更应从公共性制度来考量。“人的城镇化”是对“物的城镇化”的拨乱反正，它预示着人的真正回归，是中国人重构心灵故乡和精神家园的过程。至此，中国人的乡土情结找到了制度和实践的支撑。社会意义层面的乡愁，不单是乡村之愁，而是整个社会之愁，如“回不去的故乡”“进不去的城”“失约的城市”，都亟待在城镇化进程中予以解决。无论是乡村还是城镇，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建立一种真正有情、有义的生活共同体。如此，才能“留得住乡愁”，而不至于使乡愁变成“乡仇”。

“风景触乡愁”，在新型城镇化语境中，新“乡愁观”是一种全新的生态哲学观，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有机统一体。它倡导人崇尚简约，返璞归真，遏制贪欲，实现天地人的和谐相处。这不是历史倒退，而是文化寻根，找寻那天地之广、智慧之美。既合乎社会发展规律，又合乎社会发展目的；既有真理的强大力量，又有价值的巨大魅力。一言以蔽之，新“乡愁观”是对历史的反思与对未来的守望，是社会进步的新起点、新阶段，是物质与精神的均衡发展。（作者分别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下中国共产党发展理论研究”负责人、课题组成员，湘南学院教授、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