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好问《迈陂塘·雁丘》作年及词心之再探讨

　　近期，《光明日报·文学遗产》刊载两篇文章《元好问〈雁丘词〉是写情之作吗》《元好问〈雁丘词〉确为写情之作》，予以讨论。问题似尚未解决，此词义旨何谓，实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词前有小序，叙述写作原委。金章宗泰和五年（1205），元好问十六岁，将殒命的双雁葬于汾水岸边，累石为塚。同行举子竞相赋诗，好问亦作《雁丘辞》，且曰“旧所作无宫商，今改定之”。宫商，指音律。词重宫商，音乐性乃第一属性。由此可知，原作应是一首诗，后来才改定为更具抒情特质的词——《迈陂塘·雁丘》；小序亦改定时所作，以追述的口吻叙其经过。那么，何时改定呢？

　　要考证《迈陂塘·雁丘》之确切时间，文献缺如，实为不易。联系当时与之唱和的李治、杨果所作二词以及相关时事，而予以推论，庶几得之。金哀宗庸弱，不能励精图治，被蒙古大军攻击，围困汴京（今河南开封），与后妃宫嫔涕泪交下，仓皇逃往归德（今河南商丘）。天兴二年（1233）正月戊辰，汴京崔立作乱，降蒙古。元好问四月二十日被胁迫出京，五月三日北渡，后羁管于聊城（今山东聊城）。六月，哀宗奔蔡州（今河南汝南）。三年（1234）正月初十，蔡州城将破，哀宗仓皇传位东面元帅承麟，刚举行完即位礼，蒙、宋大军已至，哀宗“自缢于幽兰轩”（《金史·哀宗纪》），葬于汝水上，末帝承麟战死。金廷覆亡，二帝遂成为亡国之象征，引起了士人极度悲怆与深沉忧思。

　　金廷覆亡时，好问羁管聊城，著《南冠录》，有志于记述一代之史，构筑野史亭，以诗存史，记录一代兴亡，悲愤沉郁，黍离之感，往往流溢，皆泪痕血点凝结而成，有肝肠迸裂之痛。蒙古太宗八年（1236），好问四十七岁，客居冠氏（山东冠县），九月作《东坡乐府集选》，整理素所喜爱之苏轼词，论其得失，引发对词体这一特殊抒情体裁的浓烈兴趣。回想当年汾水上，凭吊殉情之双雁而作《雁丘辞》，而今对二帝之死、金廷覆亡，三致意焉，一腔忠愤无所发泄，遂改定为《迈陂塘·雁丘》，寄寓家国兴亡之无限悲怆与深衷。次年（1237）秋，好问自冠氏还太原，冬十二月复返冠氏。自贞祐丙子（1216）南渡，至此始还太原，二十一年矣，颇有人事兴废之感怆。其间途经陵川（今山西陵川），与李治相会，有《陵川与仁卿饮》诗，感慨万端。金亡时，李治微服北渡，流落忻、崞间。乱后余生，相对话兴亡，想来，好问将改定之《迈陂塘·雁丘》示于好友，李治遂有《和元遗山〈雁丘〉》之作。

　　将原创与和词对照，乃能理解好问词之意蕴，得词心之正解。开篇叩问苍茫天地：“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破空而来，情感郁勃至极，冲决而出，直击心灵，令人心魂悸动。《历代诗余》《词综》《词则》等皆作“问世间”，而别本作“恨人间”，似不妥。好问另一首《迈陂塘》歌咏殉情的大名小儿女，开篇“问莲根、有丝多少？莲心知为谁苦？”句法格式全然一致。“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由破空而来的叩问、感慨，引入天南地北、经历风雨艰难苦楚的痴雁，遂使此种沉痛的感情有所附丽，而不流于空泛，乃咏物词之当行本色。“欢乐趣，离别苦、是中更有痴儿女。”将双雁呼为“痴儿女”，乃词人真切通透的感悟。“君应有语”，以拟人手法，写大雁对不幸殒命伴侣的深情呼唤：你应该说话呀！是悲痛欲绝的深情告白。“渺万里层云，千山暮雪，只影为谁去”，乃进一步的叙写、补充。上阕写雁，叙事抒情，一笔两到，相融无间。

　　李治和词“雁双双、正飞汾水，回头生死殊路”，以汾水飞翔的双雁点题，刹那间生离死别，其痛何如！“天长地久相思债，何似眼前俱去”，妥帖切题，叙写双雁一死一生之悲痛。“摧劲羽，倘万一、幽冥却有重逢处”，面对伴侣之不幸死亡，悲痛绝望之生雁，从浩浩长空飞坠而下，以身殉情，尚且希望万一死后魂而有知、在幽冥地府却也有重逢之“喜悦”。至此，抒情与叙事，已臻化境。笔锋一转“诗翁感遇”，直指原唱元好问。陵川相会时，好问四十八岁，故有此称。感遇，感于所遇也。陈子昂《感遇》三十八首，“感激顿挫，显微阐幽，庶几见变化之朕，以接乎天人之际者”（卢藏用《右拾遗陈子昂文集序》），具有讽喻寄托之义和充实的社会现实内容。缘此，“把江北江南，风嘹月唳，并付一丘土”，虽是写双雁天南地北之悲欢离合，实则暗喻金廷贞祐南渡、蔡州覆亡，而一洒哀悼亡国之清泪。

　　原唱下阕“横汾路，寂寞当年箫鼓，荒烟依旧平楚”，写双雁殒命汾水上，而今皆是荒凉凄怆，然而“当年箫鼓”却似无着落。此处乃暗用典故。汾阴，在今山西万荣，有后土祠，汉武帝多次祭祀。元鼎四年“东幸汾阴。十二月甲子，立后土祠于汾阴脽上。”（《汉书·武帝纪》）。汉武帝于汾阴作《秋风辞》咏雁怀人。横汾，化用“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箫鼓，化用“箫鼓鸣兮发棹歌，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兮奈老何”之强烈抒情。平楚，从高处远望，丛林树梢齐平，指空旷之平野。此句虽写双雁殒命，汾水两岸冷落萧条，实指金廷社稷覆亡，二帝殒命，曾经昌盛繁华的大金国土，皆是寂寞冷落萧条肃杀，令人凄神寒骨。显然，托双雁殒命之虚写，兴寄金廷覆亡之实际，发抒其凭吊故国之哀情。“招魂楚些何嗟及，山鬼自啼风雨”乃进一步之抒情且有所附丽。招魂，用宋玉《招魂》“目极千里兮伤春心，魂兮归来哀江南”。山鬼，犹山灵、山神。屈原《山鬼》有“雷填填兮雨冥冥，猨啾啾兮又夜鸣，风飒飒兮木萧萧”，故曰“自啼风雨”。缘此，此句衬托出悲怆之情与阴森之气，意谓那深切诚挚的《招魂》诗，也无法招徕魂魄而使之复生，处处山灵亦为之感动，在凄风苦雨中声声啼唤、泪湿襟袖。

　　和词，于此处深得好问词心。“仍为汝”，点破主旨，亦接承上阕“诗翁感遇”，暗示“并付一邱土”者实乃金廷之覆亡。“小草幽兰丽句，声声字字酸楚。”小草，匆匆草就。“幽兰”，古琴曲名，宋玉《讽赋》：“臣援琴而鼓之，为《幽兰》《白雪》之曲。”白居易《听幽兰》：“琴中古曲是《幽兰》。”可知，幽兰指好问《迈陂塘·雁丘》义旨遥深、音情深长。此句谓，《雁丘》词别有寄托，声声字字皆满含酸楚的亡国哀情。“拍江秋影今何在，宰木欲迷堤树”，又回到双雁，以免脱离所咏之物而显得太隔，造成词境之虚浮。宰木，坟墓上的树木。语出《公羊传》僖公三十三年：“秦伯怒曰：‘若尔之年者，宰上之木拱矣。’”何休注：“宰，冢也。”宰木已然能够迷遮堤岸之树，一是从时间上展示其长度，并非“乙丑岁赴试并州”时，肯定了遗山的“今改定之”的追述，应该是此后比较长一段时间；二是以数量上的众多，暗示“霜魂苦”并非仅指“雁双双”。三十余年后，改定《雁丘辞》，虽为咏写双雁痴情殒命的不幸，但别有寄托，以海涵地负之才情，展示亡国之痛、二帝殒命之悲，词人洒下的清泪，寄寓了无尽的故国覆亡哀伤。

　　“天也妒”，好问于“横汾路”后土神社已倾覆、无复当年箫鼓繁华，而发仰天浩叹，一洒同情之清泪。“未信与、莺儿燕子皆黄土”，化用辛弃疾“玉环飞燕皆尘土”（《摸鱼儿》），极大地肯定双雁殉情殒命之重于泰山，而不会与莺儿、燕子等凡物之死、同归黄土而寂然无闻，“千秋万古”，永世长存，具有永久的社会价值。后三句“为留待骚人，狂歌痛饮，来访雁丘处”，详言之，表面上是写双雁，实则更进一层抒写悼惜金源覆亡的极度悲痛之情，而以“骚人”深情凭吊之“狂歌痛饮”予以积极彰显。骚人，屈原作《离骚》，故称屈原为骚人，李白《古风》：“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此处“骚人”乃点题关键，突现痛悼故国覆亡之深悲积怨。

　　李治与好问词心处处相通，于“拍江秋影”“宰木欲迷”之伤情处，径直道破：“霜魂苦”——既是双雁之魂苦，更是遗山“诗翁感遇”之心苦。“算犹胜、王嫱有冢贞娘墓”，详言“霜魂苦”之深痛，远超独留青冢于塞北之昭君；凭吊吟魂，为世人所关注，也远非竞相题诗的虎丘贞娘（真娘）墓所能及。两相对照，其悲苦显然非双雁所能局限，李治与好问同频共振之心音亦和声其中，浑然相融。于是“凭谁说与”的酸楚吟心所系的家国兴亡之恨，叩问苍茫，浩茫郁勃之情思，将于何处发抒呢？结末三句“欢鸟道长空，龙艘古渡，马耳泪如雨”，补写完善，使浩茫郁勃之情思、家国兴亡之怅恨有所附丽寄托。鸟道，险峻狭窄的山路，此处谓雁群飞行通道，于天际似有若无。龙艘，即龙舟，汉武帝于汾水乘龙舟，此处指汾河渡口，亦兼喻御驾仓皇出逃之情状。马耳，苏轼《雪后书北台壁二首》：“试扫北台看马耳，未随埋没有双尖。”指山东诸城马耳山的双峰高耸尖挺。此处谓雁丘双坟，从远处看，双尖似马耳，回应首句之“雁双双”。词人哀伤双雁殒命、不能再飞翔天际，鸟道空漠；二帝奔亡，乘御不返，汝上之坟冢却一直呈现于眼前，令人泪如雨下，伤心欲绝矣。

　　好问原唱及李治和词之阐释，并非臆测，乃源于词之体制特质所启示。词之特质要眇宜修：声韵谐美，言简意丰，浑融蕴藉。关键在于把握“词心”。况周颐《蕙风词话》卷一：“吾听风雨，吾览江山，常觉风雨江山外有万不得已者在。此万不得已者，即词心也……此万不得已者，由吾心酝酿而出，即吾词之真也，非可强为，亦无庸强求，视吾心之酝酿何如耳。”比兴寄托，触发于不能自已，真情性流露于不自知，物我相融，浑融无间。词之咏物，既要紧扣所咏之物，又不能粘滞：太离，则易生隔膜，不能达到物与情之相融无间；太粘，则易陷滞拙，落于实相，不用暗示而其意已明。且作品一旦面世，遂脱离作者而自具独立性，其情蕴义旨乃具开放性——在词人所不必有，在读者却不必无。咏物，既要以所咏之物为核心，又具超然物外之思，尽可能地展现其包孕性，孳乳更丰厚的内蕴，深美闳约，彰显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好问于金亡之后，改定早年所作为《迈陂塘·雁丘》，非纯粹咏物言情，实寄寓家国覆亡之悲怆深衷。李治才情富赡，灵心妙悟，深切体悟并把握遗山词旨心魂之根本，以高超的艺术技巧，创作了这首映照千古的同题之作。相较而言，杨果“同遗山赋雁丘”，比较质实，粘滞于双雁“怅年年、雁飞汾水，秋风依旧兰渚”，慨叹于“世间多少风流事，天也有心相妒。休说与。还却怕、有情多被无情误”之不幸殒命，唯结尾“待细读悲歌，满倾清泪，为尔酹黄土”，照应原唱，然颇不明晰。这不是对原唱及词心的理解问题，而是作者为才力所限，不能超然于所咏之物而别寓怀抱所致。非不为也，实不能也。

　　要之，好问《迈陂塘·雁丘》乃晚年改定之作，时间应为蒙古太宗八年（1236），李治和词似应在九年（1237），咏物抒情，词心所寄，乃借双雁之殉情殒命，抒发哀悼金廷覆亡、二帝殒命之悲怆与深衷。作者：雷恩海（兰州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