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极信仰：海昏侯刘贺父子的丧葬用玉

　　在中国古代的各种玉器中，有一类最为特殊，它们不仅出现的历史悠久、材质优良、做工精细、造型奇特，而且与我们祖先的生死观念与终极信仰紧紧联系在一起，这便是丧葬用玉。如果按照玉器使用的重要性排列，祭祀用玉排第一，丧葬用玉排第二。近年来发掘的西汉海昏侯刘贺父子的陵墓中，就出土了一些较为奇特的丧葬用玉，为人们深入研究汉代贵族的丧葬制度和各种玉器的使用，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观察窗口。

　　一、丧葬用玉的新启示

　　这里所说的丧葬用玉专指殓尸用的玉器，其他所用随葬玉器不在其列。古代典型的丧葬用玉包括：玉衣、玉面罩、玉枕、玉九窍塞（九窍即指人体的眼、耳、鼻、口、肛门和尿道）、玉琀、玉握以及玉棺等。因为古人相信，玉有驱除邪祟、降妖除魔之功能，用它来打造丧葬器具，随身入土，不但能够保持人的肉体完好，尸骨不朽，也有助于死后羽化升仙，灵魂永存。这种生死观念和终极信仰在汉代最为流行。

　　西汉海昏侯刘贺墓的棺椁中虽然没有玉衣，但却在主棺底部发现了平铺的一领包金丝缕琉璃席。这领琉璃席底下垫着100枚马蹄金，上面的长方形琉璃片用包金丝缕连缀起来，长约1.8米，宽约0.65米，琉璃片整齐排列为32排，每排12片，共计384片。琉璃席周边还包裹着闪闪发亮的云母片。刘贺的遗体就安祥地平躺在这领包金丝缕琉璃席上。琉璃在当时属于玉石的范畴，因此琉璃席也可以称为玉席（图1），在丧葬用玉中尚属首次发现。

图1

　　刘贺的遗体上虽然没有玉面罩，但在他头骨的面部位置上却发现了一件精美的玉璧。这件用上等和田白玉制成的玉璧直径约14.12厘米，孔径约5.17厘米，厚约0.52～0.57厘米。两面均砣刻规整饱满的谷纹，局部有灰白色沁，出土时已断裂多处（图2）。值得注意的是这件玉璧的大小正好覆盖了刘贺的整个面部，而且从玉璧的内环处人们还惊奇地发现了刘贺遗体尚存的两排洁白的牙齿。

图2

　　在刘贺遗体头部下面的位置上，还发现了一个玉枕。玉枕长约50～60厘米，宽约18～20厘米，呈不规则有斜度的凹形。玉枕芯为木质，因为受到墓室坍塌的挤压和长期浸泡，木枕芯已经朽烂。玉枕两侧对称地镶嵌16块玉片，有青玉的，有白玉的，其中8块为素面玉，包括对称的蝉形玉饰；还有8块为玉璧，分布在玉枕的四周。

　　以上这三个实例同时出现在海昏侯墓中，都有意外之处，对于人们深入认识汉代的丧葬用玉制度有很大的启发。

　　其一，汉代对于丧葬用玉有十分严格的等级制度，仅以玉衣来说，不仅必须由皇帝特许才能使用，而且还要分金缕玉衣、银缕玉衣、铜缕玉衣、丝缕玉衣等，臣子们不得僭越。《汉书·霍光传》中记载，霍光死后，“上及皇太后亲临光丧”，“赐金钱、缯絮、绣被百领，衣五十箧，璧珠玑玉衣，梓宫、便房、黄肠题凑各一具，枞木外臧椁十五具。东园温明，皆如乘舆制度。”这里说的“乘舆制度”，并非专指乘坐车辆的制度，而是泛指汉代各级官员所享受的等级制度。刘贺当过刘姓诸侯王，还当过27天皇帝，按理说他死后有资格享受穿金缕玉衣、用黄肠题凑的高等级待遇，但是没有汉宣帝特许，他死后就不能穿金缕玉衣、用黄肠题凑。

　　其二，在这样严格的等级制度之外，汉代对于丧葬用玉是有变通余地的，刘贺的包金丝缕琉璃席便是一例。琉璃本身就是玉石的一种，由于也是从遥远的西域进口，因此其价格与和田玉相差不多。琉璃席也是先做成片状，四角打孔，再一块一块地拼接起来，与玉衣的制作方法几乎相同。至于使用的包金丝缕与金缕、银缕虽然有一些差别，但仅仅从外表看是分辨不出来的。这样，以包金丝缕琉璃席替代金缕玉衣下葬，对于死去的刘贺来说，还是非常荣耀和体面的。

　　其三，汉代的许多丧葬用玉，是可以用过去的祭祀用玉、礼仪用玉、装饰用玉以及日常生活用玉改制而成。刘贺下葬时并未使用玉面罩，但却用祭祀礼仪上所使用的玉璧覆盖在面部，同样起到了丧葬用玉中玉面罩的作用。刘贺头骨下的玉枕由16块玉片组成，其中8块用的也是祭祀的玉璧。这就充分说明，祭祀用玉、礼仪用玉和装饰用玉，在特定的条件下是可以改制为丧葬用玉的。

　　二、十分怪异的玉塞与玉琀

　　在海昏侯墓的主棺中，刘贺遗体下部偏左的位置上，发现了一件玉勒子，圆柱体，长约5.57厘米，粗端直径0.94厘米，细端长径1.06厘米，短径0.84厘米。材质为和田白玉，纯净，局部有浅黄色沁，玉质温润。粗端微微收成圆形，细端渐成椭圆形。器身浅浮雕阴刻规整饱满的谷纹。两顶面中心多次对钻形成椭圆形贯穿孔（图3）。根据纹饰、玉质和雕琢痕迹综合判断，很可能是春秋战国时期流传下来的一件老玉器。

图3

　　玉勒（lē，音乐）子，又称“蜡子”，属于装饰用玉。通常为圆柱形，中间打通天孔，是悬挂于胸前或腰间的玉饰，可以单独佩挂，也可以与其他玉饰组合佩挂。

　　按照这件玉勒子在刘贺遗体肛门位置出土分析，这应该是玉九窍塞之一的肛塞。玉九窍塞的作用，就是防止人体内的“精气”由九窍逸出。葛洪在《抱朴子》中说：“金玉在九窍，则死人为之不朽。”古人认为九窍在人体内是相通的，所以都要用玉塞住。使用玉勒子做玉塞，也就是把春秋战国时期的装饰用玉改做汉代的丧葬用玉，这在古玉或古代丧葬制度中恐怕并不多见。

　　在海昏侯墓的主棺中，还出土了一件玉琀。玉琀也有写作玉含、含玉、玉唅的。玉琀不同于口塞，口塞是放置在唇部位置上的玉片，而玉琀则是含入死者口中的玉石。《周礼·天官·玉府》载：“大丧，共含玉。”玉琀早期并无特定形状，从汉代起不仅品种突然增多，而且数量可观。其中以蝉为原型制作的所谓“琀蝉”尤为突出，因为自然界中的蝉一般长期蛰伏在土壤中，天气转暖后破土而出，生出两翅，飞天而去。这一现象与汉代人的生死观念和终极信仰非常相似，因此刘贺的玉枕中有对称的蝉形玉饰。

　　海昏侯墓出土的玉琀为和田白玉制作，长约3厘米，宽约2厘米，厚约0.5厘米，上有黑色沁。形似纽钟，纽有穿孔，两面均有阴刻云纹（图4）。根据它的玉质和纹饰判断，其制作年代与玉勒子相差不远。

图4

　　有人认为这是用一枚玉印改制为玉琀的，而玉印上的两个字是“合欢”。这一说法值得商榷。

　　首先，从春秋战国到秦汉时期，玉印多为正方形或长方形的，当然也有个别圆形的，但像这种椭圆形的印章非常少见。《秦汉印典》中收录的近五千余方官印和私印中，竟然没有一方是椭圆形的。

图5

　　其次，印章上雕刻的文字一定是反的，这样盖出来才是正的。为了便于识别，笔者把玉琀上的文字摹写出来（图5），发现并不是反刻的，而是正刻的。特别是“欢”字，《古代汉语字典》注明，与简化字“欢”对应的有三个异形繁体字，即“歡”、“懽”、“驩”。《辞源》注释为，①马名。②欢乐，欢心。通“歡”。《辞海》注释更明确，是“欢”的异体字。玉琀上的欢字，正是这个异形繁体字的“驩”字，它是由“馬”与“雚（guàn，音灌）”两部分组成。在古代篆字书写中，有时左右两边的组成部分是可以对调的，比如这个“驩”字的“馬”旁，即可以写到左边，也可以写到右边，均为正刻。因此它不可能是玉印。

　　再次，显而易见，玉琀上的第一个字并不是“合”字，在“一”的下边、“口”的上边还有两个相背的拐角。如果按照篆书文字的构成特点，可以视作口中的牙齿，因此这应该是“含”字。两个字合起来不应该为“合欢”，而应该为“含欢”。

　　第四，汉代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纸张，印章的作用之一，就是盖在泥封上，用以传递带有机密的简牍。印章包括官印、私印以及花押等，唯独没有闲章。而玉琀上的两字如果是“合欢”的话，便成了闲章，这只有在后代的印章中才会出现。

　　综上，可以断定，这件玉琀并不是由其他玉器改制的，而是作为玉琀特制的。至于如何经历漫长的岁月传到刘贺这里，另当别论。

　　三、刘贺的所谓“玉握”其实是律管

　　在新近重装开馆的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的《金色海昏》展览中，有一个展柜模拟主棺内丧葬用玉的出土位置。在刘贺遗体的腰部两侧，各有一个玉质素面圆管，标明为“管形玉握”（图6）。

图6

　　玉握又称握玉，为死者手中握着的器物。古人认为人死后不能空手而去，要握着财富及权力。新石器时期以兽牙握在手中，因为古人认为兽牙是智慧和力量的象征；两周时期，死者手中多握数枚贝币，因为古人认为贝是财富的象征；到了汉代，玉握最流行的形状，就是雕刻成圆柱式的玉猪，因为猪是财富的象征。也有用玉璜作玉握的，因为玉璜的两头雕刻的形象都是猪，叫做“并封”。而海昏侯刘贺使用空心的玉管作为玉握，并不合理。

图7

　　首先，这两件玉管出土的位置并不在刘贺遗体两侧手的部位上，而是与玉印、玉刀、玉觽（xī,音熹）、玉带钩、管形玛瑙珠、避邪形琥珀饰等贵重物品密集地放置在一起，确切的位置就在刘贺遗体的腰部（图7）。估计当初这些珍贵的实用玉器是放置在一个盘囊中，然后栓在腰部的革带上下葬。盘囊一般是用丝绸、皮革制作，两千年后必然腐朽，致使各种玉器散落、叠压。因此，基本可以排除这两件玉管是丧葬用玉中的玉握。

图8

　　其次，汉代的玉握，长度一般在10厘米左右，与成人的手掌宽度差不多，太长了手握不住。而海昏侯墓出土的两件玉管，大的一件长13厘米，（外径1.2厘米，内径0.6厘米）；小的一件长12.9厘米，（外径0.7厘米，内径0.5厘米）。显然比一般的玉握偏长（图8）。

　　那么，这两件玉管究竟是什么器物呢？笔者考证后认为，这是早已失传的玉质黄钟律管和大吕律管，是古代国家法定的律、度、量、衡的基准器，或称标准器、法器。2017年1月26日光明网发表的拙作《黄钟律管：海昏侯墓惊现汉代律、度、量、衡的基准器》，可供读者参考。这里仅作简要阐述。

　　我国古代把音律、尺度、容量、权衡，统称为律、度、量、衡，这是人们对于音律以及物体的长度、体积和重量的测量与规范。《汉书·律历志》中说：“虞书曰‘乃同律、度、量、衡’，所以齐远近、立民信也。”意思是只有统一律、度、量、衡，才能取得远近国家和老百姓的信任。而实现“同律、度、量、衡”，不仅是当时科学技术的集中体现，也是一个时代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

　　律，原本指用来定音的竹管。蔡邕（yōng,音拥）《月令章句》：“截竹为管谓之律。”这种律管是用昆仑山阴面管壁厚薄均匀的竹子做成的，后来有了铜律管、玉律管等。据说，古人就是用十二个长度不同的律管，吹出十二个高低不同的标准音，简称十二律。十二律又分为六个阳律和六个阴律。黄钟为阳律的第一个，律管9寸长，孔径三分围九分，叫黄钟律管。大吕为阴律的第四个，如果按照古代的音律，大吕的管长应该为8.42寸，叫大吕律管。《汉书·律历志》指明，按照“三分损益法”的原则，黄钟律管和大吕律管发出的声音，成为调整五音十二律的音高依据。

　　需要说明的是，海昏侯墓出土的这件玉质黄钟律管的实测数据公布较晚，当时人们目测长度为18厘米左右，因此，推测以汉代一尺约23厘米为标准，与9寸非常接近。而目前公布的黄钟律管实测长度为13厘米，可以确定是以商周时期一尺约15厘米为标准，相当于当时的9寸。那时人们“布手知尺”，即以中等身高人姆指尖至食指尖之间一拃（zhǎ，音眨）的长度作为一尺。这也从侧面说明，这件玉质黄钟律管是商周时期的器物，一直沿用到汉代。这是目前为止人们见到的中国最早的集律、度、量、衡标准器为一体的重要实物。

　　那么，黄钟律管又是怎样成为度、量、衡的标准依据呢？

图9

　　一是，汉代的尺度，“本起黄钟之长”（见《汉书·律历志》）。黄钟律管长九寸，以此为尺度，叫律尺，表示这是法定的。然而，这种九寸的黄钟律管并非家家户户都有，于是汉代规定了一种“累黍定尺”的转换方法，即《汉书·律历志》中指出的“以子谷秬（jù,音巨）黍中者，一黍之广，度之，九十分，黄钟之长，一为一分。”意思是选用北方黑色谷子的适中者，一粒黍的宽度就相当于一分长，九十粒黍横向排列起来就是九十分，即九寸，为黄钟之长。这样用于测量，“十分为寸，十寸为尺，十尺为丈，十丈为引。”这种“累黍定尺”的方法，简便易行，家家户户都可以采用，海昏侯墓中就发现了许多这种黍子（图9）。问题是这种做法能够保证精确吗？有人多次做过试验，用山西、北京等地所产的浅黄色或深褐色的黍子，横排（即黍之短径）100粒，测量约合23厘米，竟然与汉代的一尺相合。这就说明，比起历史上“以足定尺”、“布手知尺”的方法，“累黍定尺”要精确得多，也科学得多，完全能够满足汉代农耕生产和社会生活的需要。

　　二是，汉代的量器分为龠（yuè,音月）、合（gě，音葛）、升、斗、斛（hú,音湖）。龠，是个象形字，最初是指竹管制成的管乐器，《说文解字》把龠作为单独的一个部首，并注明：“龠，乐之竹管，三孔，以和众声也。”后来演变为一种古代的量器。《汉书·律历志》说，汉代的量器“本起于黄钟之龠，用度数审其容，以子谷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实其龠，以井水准其槩（ɡài,音概）。”又说，“龠者，黄钟律之实也”。意思是用黄钟律管的管腔作为当时最小的量器单位——龠，选用北方黑色谷子的适中者，用1200粒可以装满一律管，或者用井水装满一律管，其容量就是一龠。用黍子测量容量好理解，可为什么要用井水测量呢？这是因为井水与地面水相比，一个是杂质少，比较干净；再一个是井水的温度变化不大，密度恒定。《汉书·律历志》又说，“合龠为合，十合为升，十升为斗，十斗为斛。”据测算，汉代的一龠为现代的10毫升，一合为20毫升，一升为200毫升，一斗为2000毫升，一斛为20000毫升。这完全能够满足古代农业生产对于使用量器的需求。

　　三是，度量物体的重量，汉代叫权衡。权与衡其实是两种器物，结合起来才能去称物体的重量。

　　先说权。《汉书·律历志》说，“权者，铢、两、斤、钧、石（dàn）也，所以称物平施，知轻重也。本起于黄钟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铢。”意思是用权称重量的单位分为铢、两、斤、钧、石。本来也是起源于黄钟律管所产生的重量，一律管的容量为一龠，一龠可容1200粒黍，其重量就是十二铢。“两之为两，二十四铢为两，十六两为斤，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据测算，西汉时期的一铢约为现代的0.65克，一两为15.5克，一斤为248克，一钧为7440克，一石为29760克。现代人做过试验，测量1200粒黍的重量为7.4克，即为一龠十二铢的重量，每铢约合0.62克，与西汉时期的一铢相差无几。

　　再说衡。《汉书·律历志》说，“衡权者，衡，平也，权，重也，衡所以任权而均物平轻重也。其道如底，以见准之正，绳之直，左旋见规，右折见矩。其在天也，佐助旋机，斟酌建指，以齐七政，故曰玉衡。”意思是，衡是平的，权是重的，衡与权是一起来称物体轻重的，需要放置在平整的地方摆正，提纽和两边的绳子必须是垂直的，左边的衡盘是圆的，右边的衡盘是方的。这就好比天上的日、月和北斗，所以叫做玉衡。根据以往出土的衡杆分析判断，汉代衡的使用方法与当今的吊杆等臂式天平差不多，衡杆中间有一个提纽或支点，称重时两边分别放置权和被称物体，使之达到平衡，然后用权的已知重量来判断被称物体的未知重量。由于衡杆一般是竹制或木制的，不容易保存，因此秦汉时期的衡杆出土不多。仅存的几件衡杆最长可达64厘米，而最短的只有23厘米，也就是汉代的一尺。由此而推断出一种可能性，就是用九寸长的玉质黄钟律管作为衡杆，以丝线绑在中间作提纽，再将细绳穿过律管孔两边，同时吊起两只衡盘，类似现代的吊杆式天平，达到称重的目的。这或许就是史书中反复提到的“玉衡”吧。

　　四、金玉搭配的另类玉握

　　在海昏侯墓园区的北部、主墓的正北方向，有一个5号墓，经发掘证实此为刘贺之子刘充国墓。据《汉书·武五子传》记载，刘充国是刘贺的嗣子，有资格继承海昏侯的爵位，但“海昏侯贺死，上当为后者子充国；充国死，复上弟奉亲；奉亲复死，是天绝之也。”据说，刘充国死时只有十三四岁，还是个孩子。

图10

　　在刘充国遗体的两侧，各出土了一枚马蹄金和一件玉剑璏（zhì，音置）（图10）。玉剑璏上的浮雕为子母虎，马蹄金的体积略小于刘贺墓中的马蹄金。摆放的位置两侧对称，都是马蹄金压在玉剑璏的下面。从出土的位置上判断，这是刘充国的玉握。

　　马蹄金是皇帝的赏赐之物，玉剑璏则是玉具剑上最重要的装饰物。这种金玉搭配的玉握，不仅象征着金玉满堂，还代表着死者拥有财富，拥有一定的地位和权力，这是显而易见的。然而这样的做法或许还有另一层更深的含义。

　　前面提到，汉代的玉握普遍使用玉猪的形象，即使是用玉璜改制的玉握，也是因为玉璜的两端雕刻着猪的形象，称为“并封”。如满城汉墓中刘胜妻子窦绾手中的玉握就是这种玉璜。而刘充国手握的玉剑璏，彘与璏同音通假，本意指的是猪。相传汉武帝刘彻的乳名叫“彘”，而刘充国是汉武帝的曾孙，他死后手中紧紧握着玉剑璏，是否隐喻着他就是汉室宗亲中最正宗的那一脉呢？！

　　2021年3月1日于北京

　　本文参考书目：《史记（司马迁）》《汉书（班固）》《南昌汉代海昏侯国考古专辑》《五色炫曜》《金色海昏》《中国玉器全集（杨伯达）》《中国玉文化》《中国古代度量衡（丘光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