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艺术中的乡愁

　　刘成纪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主任，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首席专家。兼任中华美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美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北京市美学学会副会长。主要从事中国美学和艺术史研究，代表性著作有《先秦两汉艺术观念史》（上、下卷）《自然美的哲学基础》《汉代身体美学考论》等。

　　乡愁是传统农耕文明的产物。土地的不可移动性，使中国人的原乡观念根深蒂固，也使相关情感表达成为文学艺术的母题。但是，乡愁的产生毕竟以人对故乡的远离为前提，这意味着它具有追忆和回望的性质，更多指向异乡人关于故乡的想象，而不是乡村的实存。在中国，作为“城中村”存在的园林，正是源于这种被诗化的原乡意象。以此为背景，中国文化宽泛地使用了乡愁这一概念，它既奠基于个体记忆，也散布为民族记忆；既指向乡村，也指向城市。但均在情感层面宣示了时间过去一极之于人精神生活的意义。

游客在福建省漳州市南靖县书洋镇官洋村附近的云水谣景区游览。新华社发

　　在人类为认识、把握世界所创设的各种概念中，可能没有什么比时间和历史更有赖于人的记忆。人有记忆就会有历史，有历史就会有对过往的追思，有追思就会有乡愁。在记忆、时间、历史、乡愁之间，存在着一种连续关系。相反，我们常说鱼的记忆只有三秒，这句话引申的意义是鱼的乡愁只有在逻辑上才是成立的，它的历史和过往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所以难以维系乡愁。而人的记忆是绵长的，而且人有能力借助语言、文字、图画、器物等手段，使记忆对象不断被生产、被固化、被累积、被传递、被重温，这样，原本仅靠记忆维系的乡愁，对人而言，就变得更趋饱满且恒久起来。

　　在世界各大文明中，中华民族可能是最具历史感和原乡意识的民族。在我国诗歌的起源处，即有《麦秀》之诗和《黍离》之悲。后世，凭吊、怀古、游子、征夫之思，则成为中国文学的永恒主题。与此一致，在由过去、现在、未来构建的时间之链中，乡愁作为广义的历史追思，往往被神圣化。比如在个体生活中，童年总与诗情记忆深度关联，“遥想当年”是遍被士庶的自我叙事方式；在文化上，厚古薄今是常态，历史上的古今争论，往往以复古一方的胜利为终局。在哲学上，形而上的道被历史化，时间的久远性往往被直接等同于真理性。基于这种时间和历史意识，在中国，从旧国旧乡旧人到古物古玩古画，似乎凡是与过往相关的一切均会被珍视。而所谓乡愁，则无非是这种无所不在的历史意识在人情感领域的表征形式。

　　乡愁的中国性

　　在中国，虽然乡愁有独特的意义，但它并不是中华民族或者中华文明独有的现象。可以说，每一个民族、每一个个体，只要有历史、有记忆，都有乡愁。比如我们读古希腊文学，读到《荷马史诗》中的《奥德赛》，其中的奥德修斯返乡，其实就是回归他的故乡或者说解决他的乡愁问题。这也铸成了西方文学艺术从古希腊延续数千年的主题，即返乡主题。在今天，它依然是西方文艺电影和乡村民谣重点表现的对象。

游客在河北省沙河市柴关乡绿水池村游览。新华社发

　　这是说，乡愁是一种跨文化现象，甚至是人类文明的普遍现象，并不为传统中国所独有。但是，也必须认识到，中国传统文明赋予这种情感经验的独特性。就中国上古文明的连续性来讲，起码自距今6000年左右的仰韶文化开始，已经有了一个明晰的开端，这一开端就是农耕。这种文明建构的基本关系是人和土地的关系，或者叫人地关系。在这样一种关系里，土地是人赖以生存的最重要财富，它是不可移动的。与此比较，游牧或商业民族的财富，马驼牛羊或金银细软，要么是可移动的，要么是便携式的，均不会对人的居处形成恒久的制约。人们常说商人没有故乡，游牧民族的故乡观念也相对薄弱，原因就在于他们的生存没有受到来自土地的巨大约束。相反，农耕民族是受土地约束的。过去，社会学家费孝通说传统中国是乡土中国，就是看到了农耕生产方式以及由此孕育的乡土观念，对中国人形成了强大而持久的约束。也就是说，中国式乡愁是农耕文明的产物，土地的坚固和不可动摇，赋予了乡愁同样坚固和不可动摇的性质。

　　中国人乡愁的性质

　　但是，当人体验乡愁的时候，显然是把自己置身于故乡之外的，是把故乡作为一个反观、反思或者是眺望的对象。这意味着，在中国，虽然传统农耕生活将人固着于土地，但一个悖论仍然存在，即人只有离开故乡才能构成思乡的前提。据此，当我们观察中国历史的时候，就会发现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很多文人骚客喜欢写关于乡愁的诗篇，几乎所有的田园诗都是关乎乡愁的，但是，诗人笔下的故乡和田园，和他们实际生活的乡村并不一样，它掺入了太多美化和理想的成分。所以如此，我认为，无非是因为乡村只代表了他的童年记忆，是他置身都市喧嚣时对故乡的一种情感回望。由此展示的只是一个想象的乡村，而不是乡村的实存。

　　当然，在中国历史上，也有生活在乡村之中仍然能够写出田园诗的诗人。比如陶渊明，他既是一位田园诗意的表达者，同时又是乡居生活的实践者，但是事实上，他的生活过得并不美好，他根本无法靠农业劳动养活自己和他的家庭，更难以借此过上体面的生活。陶渊明曾经写过一首《乞食》诗，谈到自己去邻居家要饭的情景，即“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由此，我们必须理解乡愁问题有典型的理想性质。或者用美学的词语来讲，即便我们对童年时代有丰富的记忆，这个记忆也不是对往昔生活的真实复现，而是一种审美记忆或者诗性记忆，它夸饰了原乡本不具有的美丽。

　　对中国传统文人来讲，虽然他们很容易让自己沉浸于乡愁之中，但也并没有妨碍对当下现实的理性思考。也就是说，他们可能从陶渊明那里吸取了教训，虽然不断追忆田园之美，事实上却并不愿意真正生活于乡村之中。当然，在理想与现实之间，一种既满足都市化欲望又抚慰乡愁的变通方法仍然是存在的，这就是在实际生活的都市之内营造乡居，即园林。园林对于中国传统文人士大夫的意义，往往就在于完成了乡居理想向都市的置换或挪移。也就是说，他们情感上回望乡村，理性上又拒绝回归乡村，变通的方法就是将作为回望对象的乡村直接搬到城里。就此而言，园林不能不说是中国传统文人解决理想与现实矛盾的一个伟大发明。它把存在于记忆或空间远方的乡愁，借助园林置入当下生活，使乡愁对象如在目前。在此，所谓的乡愁，最终就以园林这种物化的形式被表现成了传统文化中的“城中村”。

　　乡愁的圈层

　　一般而言，乡愁是围绕着个体的情感经验被建构出来的，似乎只关乎个人的经历，但是，对于一个民族来讲，乡愁的意义绝对不仅止于个体，而是对民族共同体整体有效的情感。比如在中国学术界，人们今天往往爱谈一个问题，说世界各大文明都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出现过断裂，乃至消亡，只有中华文明延续了五千年。从中国历史看，中华民族之所以有这种恒久的维系自己文明的能力，显然不是因为私人性的对历史的回望，而是在文明的整体进程中，形成了这一民族关于自身历史的共同记忆。今天，人们习惯于将中华民族称为文化共同体，认为文化价值共识是让大家凝聚在一起的力量，但更深层的原因仍然是存在的，这就是民族共同记忆。或者说，中华民族是一个基于共同记忆的文化共同体。比如，对于汉民族来讲，人们共同认为炎黄是最古老的祖宗，河洛或者中原是民族的祖地。由此，个体性的关于历史的回望，就最终汇入到整个民族关于自身历史的论述之中。中国文化的乡愁，就是在这种民族共同记忆中得到了奠基。当然，也正是有这种民族性的乡愁在，中国文明虽然代有变化，但总体上保持了历史连续。

在钦州市浦北县乐民镇金康村，小朋友在镶嵌着老物件的墙前玩耍。新华社发

　　由此看来，中国式的乡愁是一个既基于个体记忆又不断外向放大的概念。在核心处，它指向血缘，即从对父母的牵念中获得关于乡愁的最原初经验；其次是父母所居之地，即父母所居，便是故乡。以此为背景，它进而被放大为亲族和家国概念，放大为“四海为家”或“四海之内皆兄弟”，甚至最终被解构为“此心安处是吾乡”。以上序列使乡愁成为一种圈层式结构，它愈趋于中心愈浓烈，愈趋于边缘愈淡化。这是人从血缘共同体逐步迈向人类共同体的必然结果，也是人以普遍理性克服情感本能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个体价值逐步让位于群体价值和人类价值，诗的逻辑逐渐演变为哲学的逻辑。但显然的问题是，人愈趋于理性和哲学化，也就愈益导致个体的情感无处安放，并由此生发出无家可归的虚无感和悲情意识。或者说，当一个理性主义者或哲学家要宣称自己没有故乡，他就需要有足够坚硬的心肠，否则，人在情感领域对某种归属的需要，就会不断在理性的甲壳之下滋生出来，以至让人悲从中来，不可断绝。

　　对此，中国文化的伟大，就在于表现出了对诸多对立问题的协调和兼顾能力。比如，它既敬畏神明，又对神明敬而远之；既讲形上形下，又讲化而裁之；既尊重理性又推崇合乎人情的常识，既重视父母之孝又重视兄弟友爱、家国之忠以至天下情怀。这是一种“既要……又要……”的情感多元生发模式，它避免了非此即彼的极端化，也使乡愁表达充满弹性。所谓中国人乡愁的圈层结构，正是指它在个体、宗族、家国、天下之间往复摆荡的特征。

　　乡愁中的城乡

　　乡愁与家乡有关，与个人的童年经历有关，与民族的起源有关，但是乡愁所指向的对象却未必是乡村。在中国历史上，城邦、城市同样可以承载乡愁。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认为传统中国是农业社会，其基本社会单元是家族、是村落，但事实上，这种乡土中国的文化和权力中心依然在城市，体现出城市统摄乡村的鲜明特点。1991年，何兹全先生曾在其《中国古代社会》一书中指出，上古中国是一个城邦社会，“国”的本义就是城市，早期形成的国家是城邦国家。城邦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这个国家的许多重要人物，可能从来没有乡村经历，他从出生开始就是生活于城市的，城市就是他的原乡。这样，他的童年记忆就不是乡村记忆，而是城市记忆，他的乡愁也无关某一个远方的乡村，而是从当下生活的城市指向曾经生活的城市。这样，乡愁就未必和“乡”相关，而是一个关于往昔生活的隐喻性表述。至于它的对象是乡村还是城市，并不重要。在这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最早的乡愁诗往往是城市性的，如箕子的《麦秀》、《诗经》的《黍离》以及屈原的《哀郢》，均与作者曾经生活的城市有关。《庄子·则阳》讲“旧国旧都，望之畅然”，也是以废墟化的城市作为情感的原乡。

　　从中国历史看，中国士人的乡愁真正以乡村为主导，要到隋唐推行科举制之后。这种选官制度使大批生活于乡野的士人有了出仕做官的机会。少年居于乡村，做官后移居城市，构成了他们的人生路线图，由此也使乡愁与真正意义上的乡村建立起稳固的关联。所谓“少小离家老大回”则成为相关诗文表达的标配。当然，隋唐以后，士人的返乡仍然不过是一种情感态度，而不是真正让自己重新生活于乡村之中。他们在欲望层面难以舍弃都市生活的繁华，所以只好让精神世界在“滚滚红尘长安道”与“田园将芜胡不归”之间往复摇摆。当然，相应的解决方案也随之出现，这就是将乡村记忆置入都市，在城市红尘之中营造“城中村”，即园林。据此我们也不难理解，中国园林营造，之所以在隋唐以后进入文人园林主导的时代，它的远因是科举制，中因是大批乡野士人进城做官，近因则是对乡村的回望主导了士人的情感世界。与此比较，中国早期乡愁的表达之所以更多是城市性的，即更多关乎旧国旧都的废墟感，原因无非在于隋唐以前的中国政体基本上是贵族政体。这些贵族靠门第世袭做官，一代代居住于城市，根本没有乡村经验，其乡愁必然以城市或城市的废墟化为主导。据此也不难看出，看似微末的乡愁，在中国历史上其实经历了从早期城市中心向后来乡村中心的迁移，而这种变化则根本奠基于古代国家选官制度塑造了新的权力主体。

　　城乡模式与城城模式

　　乡愁作为情感表达是直观的，但它背后却潜隐着社会政治变革的强大促动，认识到这一点，对于认识中国当代社会的乡愁性质也是重要的。今天，我们生活在中国社会再次巨变的时代，城市化步伐加快，传统乡村文明日益递变为城市文明，这种社会巨变必然重塑人们的乡愁。比如，我们的父母当初因为读书或做工离开家乡，进入城市生活，他们是有乡村记忆的，但他们在城市繁衍的子孙会日益对农业性的故乡缺乏概念，对于他们而言，所居住的城市就是他们的故乡，这意味着中国未来的乡愁模式，必然会出现重大变化，即从“城→乡”模式转化为“城→城”模式，所谓原乡记忆更多是对原生城市的记忆。由此我们也不难从这种城乡之变中体会到巨大的历史感，即中国早期的乡愁是城市性的，中期的乡愁是乡村性的，而从目前开始，则开启了一个以城市为本位重塑中国乡愁的新历史进程。

　　在这种背景下，一个新问题就出现了，即当代中国城市建设能不能有效承载中国人的乡愁。比较而言，传统乡村因为自然环境的独特以及建筑形式的多元，往往具有高度的可辨识性。或者说，像天下没有两片相同的落叶一样，天下也没有两座相同的村庄。但现代城市不一样，它的建筑基本上是同质化的，城市与城市之间相互复制，几乎千城一面，这就必然导致乡愁寄寓对象的模糊，甚至容易让人产生无家可归之感。这也意味着加大现代城市形象的可辨识性，在单向度的空间展开之外添加上时间、历史和人文的深度，将极为重要。或者说，让城市变得更个性、更人文、更有历史感和地方感，将是它成为乡愁寄寓对象的必备条件。

　　这进而也就涉及理想城市或未来城市的建设问题。一般而言，现代城市的产生是从西方19世纪开始的，它与传统城市的最大区别在于生产方式，即从传统的手工业生产转换为现代的大工业生产，由此导致的直接后果之一是环境污染。狄更斯在《艰难时世》中将当时的西方城市称为“焦炭城”，正是在讲冒着黑烟的工厂对城市的污染问题。据此可以看到，一座宜居的城市，首先要解决的是人的生存乃至呼吸问题，它需要有良好的空气质量和自然环境。但好的空气和环境显然不是理想城市的全部，它的更深层的目标应该是精神性的，即让人从中获得家园感和心灵的归宿。如上所言，在这一层面，它涉及的最重要面向是时间性的，即为空间展开的城市植入历史和人文因素。说一座城市能留得住乡愁，无非是指它留得住自己的历史，并以物化的配置使人的记忆有所凭依。就此而言，一座有效承载人乡愁的城市，首先应该有配得上它的体量和声誉的博物馆，其次应该有历史文化街区，第三应该有富有历史感的建筑，第四应该有反映其区域特色的方言、饮食和礼俗等。以上种种作用叠加之下，这座城市才是富有情感深度和精神厚度的，它也才能通过空间和时间、现实与历史的交互并置，变得真正立体起来。

　　当然，就像城市不仅仅是为了“盛人”而存在，它同样也不仅仅是为了满足人的乡愁而存在。城市作为乡愁载体的价值，只是在提示人们，一种美好的城市生活，在物质之外还有精神，现实背后还有历史。可以认为，人性的需要有多元，城市的物化配置就应该有多元。而现在之所以提出城市对人乡愁的抚慰问题，正是因为它至今仍是中国当代城市建设的相对薄弱环节。时下，比如每逢重大节日，我国的一些中心城市往往出现人口短期内锐减的现象，显然是因为这里工作居住的人们只是将该城作为工作的对象，而没有将它作为可以寄托情感的对象。所谓“回家过年”，本身就意味着当下生活的城市并没有被作为故乡家园来看待。在这种背景下，如何使城市真正成为人的家园，如何提升居民的情感归属，将是一个重大问题。相反，在当代社会，如果人们依然将乡愁的对象指向乡村，这就需要提升乡村的生活品质，以使它能配得上人的情感需求。像前面所讲，陶渊明回归了田园，最终却面临挨饿的处境，这是相当令人尴尬的。它证明一个真正可以承载乡愁的乡村，必然不是一个贫穷的乡村，它必须解决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的反差。这也是当代中国美丽乡村建设的要义所在。

　　历史“弯道”的意义

　　最后我想说的是，乡愁是空间的远方，更是时间的过去，它以情感的方式揭示了过去对于人当下生活的意义。我们可以把乡愁定位为空间的远方，因为凡是被思念的对象就必然是不在我们身边的对象，但另一方面，它也必然是时间的过去，因为凡是被诉诸记忆的对象必然是已经失去的对象。就两者的关系而言，我们不妨将乡愁活动的区域界定为被时间的过去所统摄的空间的远方。于此，空间被时间规定，时间的未来被过去制衡，显现出人的精神需要的多面性。

　　当然，在过去与未来之间，人总是要面向未来的，因为只有未来才能给人希望。但乡愁的存在却预示了一种更具人性的面向未来的方式，这就是绕道过去进入未来。这一历史的“弯道”，能够使人的情感得到抚慰，使人的精神世界因为同时拥有过去和未来变得更丰沛、更健康。当然，乡愁作为情感是抽象的，它需要通过对实物的凭附得到安顿和寄托，这也是文化和艺术遗产保护之于当代中国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