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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金中揭秘“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彩锦
王金中2021-01-07人已围观
简介1995 年10月，中日尼雅遗址学术考察队在新疆和田地区民丰县尼雅遗址一处古墓中，发现了一件鲜艳的彩锦，在五彩纹样间惊现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八字。
距今二十五年前的1995 年10月，中日尼雅遗址学术考察队在新疆和田地区民丰县尼雅遗址一处古墓中，发现了一件鲜艳的彩锦，在五彩纹样间惊现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八字。这件彩锦承载着我国古代的天文、地理、军事、交通、织造、美术、书法等多方面的历史文化积淀，被列为国家一级甲等文物、中国首批禁止出国 (境)展览文物。它的出土被誉为 20世纪中国考古学最伟大的发现之一。现收藏于新疆博物馆（图1）。
图1
这件“五星出东方利中国 ”彩锦出土时，直观上看，是被剪裁为圆角长方形的彩色面料，长16.5 厘米，宽11.2厘米，以白绢镶护四边，两长边上各缝缀有 3条白色绢带，长21厘米，其中 3条已残断。当初有权威人士人判断，这是一件挽弓射箭用的护膊，也称为护臂。理由是它位于弓的旁边，说明在使用弓的时候把它系在射手的前臂上，起到一种保护作用。于是 ,就以“彩锦护膊”之名广告天下。
笔者反复仔细推敲查典，觉得这个命名难以成立。
首先，放置在弓旁边的东西就一定是与挽弓射箭有关吗？从出土现场的照片看，彩锦旁边还有其他织物、绳索、棍棒之类，它们显然与挽弓射箭无关（图 2）。彩锦在弓旁出土就是护膊，这个判断有点“想当然”。
图2
再次，古代的防身护膊用具，一般都是用铜甲、铁甲、马革、牛皮、藤甲等坚硬而有韧性的材料做成，可以有效抵挡尖利兵器的刺击。古代边塞诗中多次提到“穿金甲”、“黄金甲”之类，独没有“织锦甲”，因为织锦抵挡不住任何坚硬的兵器，起不到什么防护作用。
有人说，用织锦绑在胳膊上，可以防止在拉弓射箭时弓弦反弹，伤及皮肤。这是对使用弓箭缺乏了解而产生的错觉。其实，无论是古代武士还是现代射手，开弓射箭时手臂与弓弦必定存在一个角度，不可能在使用弓箭的时候让弓弦回弹而伤到自己的手臂。
综上所述，这件彩锦根本不是绑在胳膊上起防护作用的，因此不能把它命名为“彩锦护膊”。以“彩锦护膊”之名昭告天下，实际上是贬低了它的作用、价值和意义。
图3
旗，古代有两种写法，即“旗”与“旂”，都可以作为旗帜的总称，但其中的内涵却有较大的区别。“旗”上面画的是熊虎，《释名·释兵》中说：“九旗之名，……熊虎为旗，军将所建，象其猛如虎。”而“旂”上面画的是龙，还要系上一些铃，如《说文解字》注释：“旂，旗有众铃，以令众也。”《周礼·春官·司常》中说：“日月为常，交龙为旂。……王建大常，诸侯建旂。”按照《说文解字》的解释，“常”字古时与“裳”字通假，一个从巾，一个从衣，都指织物。由此派生出一个新的名词：“旂常”，专指古代帝王用大（太）常，诸侯用旂，为英勇善战者纪功授勋。
用古代文献中的这些解释，来对照出土的这面汉代彩锦，其用途便一目了然：
一是彩锦图案由上部和下部拼接织成，有意突出两条“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字样。这样，上部有两个圆圈，下部也有两个圆圈，图案是重复的。如果只看上部或只看下部图案，那么，两个圆圈中一个为日，一个为月，完全符合“日月为常”的特征；
二是彩锦上以双龙共舞为主要纹饰，贯通全图，完全符合“交龙为旂”的特征；
三是彩锦周边缀有六条白色绢带，可以系住铜铃，完全符合“旗（旂）有众铃，以令众也”的特征；
四是这件由彩锦制作的织物，古代命名为“旂常”，由帝王与诸侯主持制作、颁发，用于为作战中的英雄们纪功授勋，其功能就相当于现代的锦旗。
“旂常”这个词组的概念、内涵、实物使用很久，直到唐朝才有近义的“锦旗” 一词出现。文字证据是著名诗人李贺在《河南府试十二月乐词·三月》中写道： “军装宫妓扫蛾浅，摇摇锦旗夹城暖。” 唐代之后，“锦旗”代“旂常”一直延续至今。“锦旗”一般用彩色绸缎制成，授给作战或各种竞赛中的优胜者，包括团体或个人，以表示嘉奖、敬意、谢意等。
新疆出土的这面旂常即锦旗，悬挂的具体方法是：彩锦横置，将“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八字呈现出来。上面的三条白色绢带系在竹杆或木杆上，下面的三条白色绢带分别系上铜铃。然后挂在墙壁上或军帐内，显得庄严肃穆、光荣自豪，起到凝聚军心、激发斗志的作用。
二、“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是古代占卜吉语
在这件2100多年前的汉代锦旗上，最激动人心的是彩色纹样间织出的八个字：“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这是一句充满着吉祥的占卜用语，有着极其深厚的文化内涵。
其一，“五星同聚”是华夏民族的图腾之一，是非常吉利的天象。“ 五星”指的是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古代称为太白星、岁星、辰星、荧惑星、镇星。从原始社会起，古人对星辰就有一种自然崇拜的现象，尤其对五大行星和太阳、月亮的观测尤为精确、系统，把它们称为“七政”或“七曜”、“七纬”，并以此预测凶吉。 早在战国时期，魏国著名天文学家石申就明确指出： “五星分天之中，积于东方，中国大利；积于西方，负海之国，用兵者利。” 这就把天文现象和预测战争的胜负联系起来。《史记》《汉书》都有这种说法，还说三星同时出现时，国内会打仗、百姓闹饥荒；四星同时出现，则预示着有小人横行霸道；只有五星同时出现在天空的东方，才是最吉利的星象。这属于原始的自然崇拜。然而，五星同聚或五星连珠的现象并不常见，一般要几十年乃至上百年出现一次，所以更加引起古人的好奇和重视，使得占星学家把这种现象附会上某种天意。非常巧合的是，新中国的国旗是五星红旗，尽管国旗上五星的含义与古代占星学中的五星完全不同，但从这件锦旗上直白地读出现代字面的意义，人们更期望预示着古老的中国正在走向复兴和强盛，因此备受今人的喜爱。
其二，“东方”是太阳初升的地方，是一天的开始，代表着欣欣向荣。古人为了观测方便，对广阔的天空进行“分野”，即划分为九块，分别是东、东北、北、西北、西、西南、南、东南和中间，叫九野。《淮南子·天文训》中说：“中央曰钧天，其星角、亢、氐。东方曰苍天，其星房、心、尾。东北曰变天，其星箕、斗、牵牛。北方曰玄天，其星须女、虚、危、营室。西北方曰幽天，其星东壁、奎、娄。西方曰昊天，其星胃、昴、毕。西南方曰朱天，其星觜嶲、参、东井。南方曰炎天，其星舆鬼、柳、七星。东南方曰阳天，其星张、翼、轸（图4）。”从春秋战国时代起，人们把天上的分野与地上的区域联系起来，即把天上的星宿分别指配于地上的州国，使它们互相对应。古时分野中的东方大约指豫州、幽州一带，即中原地区。而现代意义上的东方则是地理概念，包括整个中国在内的世界之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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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 天 西 北方 东壁、奎、娄 |
玄 天 北方 须女、虚、危 |
变 天 东 北方 箕、斗、牵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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昊 天 西方 胃、昴、毕 |
钧 天 中央 角、亢、氐 |
苍 天 东方 房、心、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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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 天 西 南方 觜嶲、参、东井 |
炎 天 南方 舆鬼、柳、七星 |
阳 天 东 南方 张、翼、轸 |
图4
其三，“中国”是古代的一个地域概念，泛指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最早明确记载着“中国”二字的是西周初期的青铜器“ 何尊”铭文，它铸造于周成王五年四月（公元前 1039年4月），铭文中 的原句是“宅兹中国” ，指居住在中原东都成周（洛阳即伊河、洛河流域）的中心之国、中原之国之意。在它以前，甲骨文中虽然也有“ 中”也有“ 国”字，但却没有“ 中国”这个词。从文字和词语的字源语源上说，它就是“中国”这个概念最早的称谓（图 5）。当然，两周、秦汉时期的“中国 ”主要是地区或地域或地理概念，并非现在的国名，而“中国”之外，就是“西方”、“夷狄”或者“外国”。尽管它与今天我们作为国家概念、政权概念的 “中国”含义不尽相同，但对于炎黄子孙来说，仍然感到十分亲切。
图5
此外，这件锦旗在美术设计、图案装饰、书法创作上也别具一格，有强烈的时代气息，尤其是图案的灵动对称和文字的和谐匹配，更是难得一见（图 6）。“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八个字，总体看是楷体字变异为黑体字，“东”和“利”字还保留着篆体字的特点。说到黑体字，有人认为是近百年外文印刷体传入中国才有的。其实，甲骨文中就有黑体字的雏形，发展到汉代强化成体，这件锦旗上的字体充分说明当时的楷书黑体字已经广泛流行，非常成熟了。
图6
三、“南羌”与“西羌”的区别
图7
图8
按照史书的记载，“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讨南羌”这句有关军事行动的占卜用语，直接印证的是西汉神爵元年（公元前 61年）汉宣帝派遣七十六岁的老将赵充国（前137 年-前52 年），率军平定羌族部落叛乱的那场战争。
居住在我国今甘肃西南部、青海及西南广大地区的羌族，是我国古代重要的民族之一。西汉王朝建立后，这里的各个羌族部落尚处于奴隶社会时期，它们经常与匈奴结成联盟，配合匈奴进袭汉朝的西部地区。汉宣帝元康四年（公元前 62年），先零羌召集今甘肃、青海等地区的羌族部落首领200 多人，“解仇交质盟诅”，这样，众多的羌族部落便以先零羌为首领，重新结成了联盟。不久羌人便派出使者向匈奴借兵，准备袭占鄯善和敦煌，切断汉朝通往西域之路。这年秋天，反叛的羌族部落对汉郡袭边塞、攻城邑、杀长吏。在这关键时刻，老将赵充国毛遂自荐，主动请缨率军西征平叛。
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赵充国率军进至金城（今甘肃兰州地区），并渡过湟水进入羌族部落聚居地。他们探得羌人部落之间结怨甚深，互相难以统属的致命要害，确定平叛的基本方针是，打击最顽固的先零羌势力，争取被胁迫屈从的部落，恩威并施，分化瓦解，力求不战而屈人之兵。这就需要一定的时间。
然而，汉宣帝对于平定羌族部落的叛乱，却想速战速决。他两次下诏催促赵充国迅速出战，并在诏书中说：“今五星出东方，中国大利，蛮夷大败。太白高出，用兵深入敢战者吉，弗敢战者凶。将军急装，因天时，诛不义，万下必全，勿复有疑。”
老将赵充国审时度势，并不为所动，上书说服汉宣帝后，仍然坚持既定的战略方针，从而使汉军以最小的代价取得了平叛的最后胜利。
回顾这段历史，可以基本认定，这块织有“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的锦旗，应该是汉宣帝为奖励出征西北的赵充国大军特意定制的，因而其上织有皇帝诏书上的占卜用语。织造的确切时间应在西汉神爵二年（公元前 60年）后，由位于长安地区专为皇家生产用品的少府考工室生产制作的。
为什么锦旗上写的是“讨南羌”而不是“讨西羌”呢？众所周知，羌族部落位于中原地区的西方，汉代通称为“西羌”。但是，赵充国大军进驻到讨羌前线的金城后，羌族部落便位于汉军的西南方向，而带头叛乱的先零羌就在汉军的南方。因此，“讨南羌”充分体现了汉军分化瓦解羌族部落的策略。
四、西域精绝国王的传世珍宝
据悉，“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旗出土于西域精绝古国，根据考古报告，出土地点是一座无名男女合葬墓，规格较高，墓中还出土一只刻有 “王”字的陶罐。从墓葬规格及其他佐证判断，墓主人应是一位古精绝国的国王。下葬的时间为东汉末到魏晋。
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第一次发现西域有 36国，而精绝国就是其中之一（图9）。据说，2000多年前的精绝古国，是昆仑山脚下尼雅河旁的一个富庶国家。《汉书·西域传》记载：“精绝国，王治精绝城，去长安八千八百二十里，户四百八十，口三千三百六十，胜兵五百人。”几百年后，大唐玄奘西天取经后东归时发现，传说中的精绝古国和尼雅河凭空消失，只留下一个荒草丛生的尼壤城，也就是精绝国的最后样子。
图9
原来，当初汉朝确定出兵平定羌族部落叛乱的时候，汉宣帝与老将赵充国最担心的就是羌族部落与匈奴联合起来，一南一北同时起兵攻汉。赵充国告诉汉宣帝，在汉武帝征和五年（公元前 88年）时，羌人就与匈奴有过一次结盟，最后汉军用了五六年时间才平定羌族部落叛乱。当时羌人与匈奴联系的路线，就是绕到西域诸国，“数使使尉黎、危须诸国”，“其计不合”，即由于利益不同，尉黎国、危须国没有答应与匈奴结盟。匈奴只好“遣使至羌中，道从沙阴地，出盐泽（今罗布泊），过长阬，入穷水塞，南抵属国，与先零相直”，这才达到联络羌人的目的。
为防止匈奴与羌人结盟的这一幕重演，赵充国在出征前向汉宣帝建议：“臣恐羌变未止此，且复结联他种，宜及未然为之备。”因此，赵充国率领汉军到达金城前线后，表面上看按兵不动，等待时机，其实早已派出使者前往西域诸国，让各国对匈奴与羌人之间的来往提高警惕，割断匈、羌之间的联系，以联合西域各国共同抗敌。其中精绝国正好在西域各国的正南方、羌族部落的西北方，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便成为重点联络的方向。
至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汉军平定羌族部落的叛乱取得决定性胜利后，赵充国“振旅而还”前夕，理所当然地会慰问为平叛立下功劳的西域各国，慰问品中包括了汉宣帝颁发的这件汉代最高等级的奖励——锦旗。
这件“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的锦旗，在历史上创下了五个纪录：
第一次将皇帝在诏书中引用的占卜吉语写在锦旗上；
第一次使用皇宫织室生产的最高档次的彩锦制作旂常；
第一次在锦旗上同时绘出日、月和双龙图案；
第一次以锦旗奖励位于西域同汉朝成为宗主国的政治实体；
第一次以实物的形式确定了中国锦旗的基本样式是在丝绸锦缎上织绣出文字与图案。
因此，这面锦旗便成为精绝国王永世珍藏的宝物。精绝国王一代传一代，一直传到了东汉末年。现如今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友好团结、共同抗敌的一个宝贵物证。
2020年9月24日
本文参考书目：《汉书（班固）》《淮南子》《中国古代文化常识（王力）》《中国战争史（武国卿、慕中岳）》《中国历史地图集（谭其骧）》《中国史稿地图集（郭沫若）》《丝绸密码》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