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官箴的产生、发展与演变

   官箴是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我们的统计，流传至今的官箴文有近300篇，官箴书达100多部。对中国古代官箴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既是历史文献学和古代思想史、政治史研究的题中要义，也是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必然要求，同时对于各级领导干部以史为鉴，提高自身的官德修养和理政能力，亦将大有裨益。

一 中国古代官箴的产生及其标志

关于中国古代官箴的文献记载，最早可追溯到夏朝。《逸周书·文传解》载有两条夏箴佚文，不过杨伯峻等现当代不少学者均认为《逸周书》所载夏、商之箴及《吕氏春秋·谨听篇》所引周箴“皆未可信”，而“自此《虞箴》以后，箴便为文体之一”。可以说，官箴产生于西周初年且以《虞箴》为标志，是当今学界较为通行的看法。

不过，查考现当代学者公认属于“无可怀疑的殷商遗文”的《尚书·盘庚上》篇，其中载有商王盘庚称之曰“小人之攸箴”的一篇文字。对于这篇文字，唐宋学者孔颖达、蔡沈等认为是盘庚所言，而清代学者姚鼐、段玉裁、孔广森和现当代学者曾运乾、陈梦家、周秉钧等则不约而同地主张，其乃群臣根据民众意见写成的一篇反对迁都的箴文。应当说，盘庚“小人之攸箴”的表述本身，一方面确证了相关文字归属于“小人”之在逻辑上的无可辩驳，另一方面也确证了其作为箴文的文体属性。既然如此，那么官箴产生的标志性作品便应是商王盘庚时的《小人之箴》而非周初的《虞箴》；这也同时意味着，官箴产生的时间应当从周初上推至商王盘庚之际，大约可前移200多年。

二 中国古代官箴的发展轨迹

周初是古代官箴著述的第一个高潮。此期，因了太史辛甲“命百官，官箴王阙”的号召和发动，官箴著述蔚然成风。流传至今的周初官箴，除了众所周知的《虞人之箴》之外，还有《大正箴》。该箴堪称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一部法官职业道德准则，而“明德慎罚”是贯穿《大正箴》的一条红线。

“迄至春秋，微而未绝。”属于春秋时期的官箴只有两篇，即春秋早期卫武公所作《耄箴》和春秋中期楚庄王所作《勤箴》，前者勉励卿大夫士要无所顾忌地向自己直言进谏，后者则告诫国人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以备灾荒。

官箴著述的再度兴盛发生在西汉末期，其标志是“扬雄稽古，始范《虞箴》，作《卿尹》、《州牧》二十五篇”。继扬雄之后，崔骃、崔瑗、崔寔、崔琦这祖孙三代，以及刘騊駼、胡广等人，各有增补或续写之作。胡广不仅“继作”了4篇官箴，还把扬雄尚存的28篇州箴和官箴、崔骃与崔瑗父子以及刘騊駼接踵“增补”的16篇官箴，连同自己所作结集为《百官箴》并“为之解释”。对此，刘勰称之曰“崔胡补缀，总称《百官》”。

“盛唐气象”在官箴著述上也有生动反映。此一时期不唯官箴文数量可观，而且诞生了最早的官箴书。在此基础上，宋元时期，官箴著述一改此前各代官箴文一花独放或一枝独秀的状况，而呈现出官箴文与官箴书各放异彩、交相辉映的崭新局面。这一时期的官箴书较为注重官德修养、官场关系、为官之道等内容的全面阐发，而元代张养浩所著《牧民忠告》无疑是古代官箴书中的扛鼎之作。

时至明清，官箴书著述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此一时期的官箴书合计不下百部，大致可分为初仕指南类、州县实务类、格言事迹类、经验总结类、为政大要类、集萃摘要类等几种类型。与早期的官箴书相比，为各级官员履职尽责提供方法指导、经验借鉴和思想启迪成为明清官箴书较为普遍的特点和风格。当然，大河奔流，难免泥沙俱下，此期官箴书中也有少数粗制滥造之作，这也是有必要指出的。

三 中国古代官箴作者与对象的阶段性变化

中国古代官箴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无论是作者还是规诫对象，在不同的时期都表现出了不同的阶段性变化。

官箴产生的标志性作品———商王盘庚时的《小人之箴》，从字面上看其作者是“小人”，然而在商周时期，文字是专属奴隶主贵族的一种工具，处于社会下层的“小人”是不能享有识文断字之权利的，因而该箴的作者，实际是盘庚时的朝臣。直到周初，太史辛甲“命百官，官箴王缺”前后，官箴的作者仍然是除了百官而别无其他。

君王成为官箴的作者发生在周成王之时，其标志性作品是成王所作《大正箴》。此后，“王箴官缺”势头不减，春秋早中期的卫武公、楚庄王各有箴作问世。由此可见，传统所谓君王之箴产生于春秋之后、秦汉以后、唐代、宋代等说法，都是不正确的。

汉魏六朝时期，百官在官箴作者中居于绝对优势地位，而梁武帝是此期官箴作者中唯一的一位君王。不过到了唐代，情况便发生了明显的改变，唐太宗、武则天、唐玄宗和唐德宗各有官箴作品传世。这种一朝四君竞相从事官箴著述的盛况是前所未有的。其后，后蜀的末代皇帝孟昶，以及宋代的太宗、真宗和高宗，明代的宣宗，清代的世祖、圣祖、高宗和仁宗，亦各有官箴作品。即此而言，自唐至清，君王已成为官箴作者队伍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当然，尽管如此，百官作为官箴作者队伍中的主体，其地位仍是不可撼动的。

犹有可言者，至迟在南宋光宗皇帝之时，官箴作者中又有普普通通的读书人加入其中，这便是写了那篇《上光宗皇帝鉴成箴》的陈亮。

官箴作品的规诫对象，不外乎君王和百官。不过，继先秦时期君王与百官的互箴之后，自汉代开始，以官箴官之类的作品开始出现，并成为后世官箴中数量最大的一部分。

四 中国古代官箴形式与内容的渐进式演变

中国古代官箴形式上的渐进式演变，突出表现在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即从韵文到散文的演变、从精悍短篇到鸿篇巨制的演变。

早期的官箴作品大都具有韵文的特征，即明代徐师曾所谓“大抵皆用韵语”。作为官箴产生标志的《小人之箴》，其在韵脚的处理上虽不如后世的同类作品那么规整，但也绝非全然无韵，即如曾运乾所言：“本文命、宁通叶，《易·乾·象传》命与贞、宁叶可证。”而从《虞箴》、《大正箴》开始，用韵便成为官箴作品的基本形式特征之一，即便到了明清时期，绝大部分的官箴文对于用韵仍十分讲究、一丝不苟。

不过，自官箴书于唐代面世之后，官箴作品千篇一律的韵文形式被打破，而表现为有韵之官箴文与散文化之官箴书各擅胜场、并峙而立的局面。与此同时，官箴作品的篇幅也呈现出逐渐增大的趋势。最初的官箴文不过几十字，而到汉代，有的单篇已达到三四百字，三国曹魏时人嵇康的《太师箴》，更是进一步增至五六百字。就官箴书而言，唐代武则天的《臣轨》不过8000字左右，宋代吕本中的《官箴》只有不到3000字，而清代黄六鸿的《福惠全书》则达到了近30万字的规模。官箴作品这种从精悍短篇向鸿篇巨制的演变本身，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古代官箴发展所取得的不凡成就。

与官箴作品在形式上的演变相映成趣，其在内容方面也有着与时俱进的积极变化。早期的官箴作品，无论是“官箴王缺”还是“王箴官缺”，大都局限于履职尽责方面的规过劝善，内容相对比较简单。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文化的繁荣，官箴作品的内容也得到了丰富和拓展，特别是官箴书产生以后，为规诫对象提供修身齐家、临民理政的全面系统的方法指导、经验借鉴和教训警示，成为官箴著述的大势所趋。以官箴书而论，在唐代，无论是《帝范》还是《臣轨》，均带有明显的原则性、说教性特点；时至宋元，从《州县提纲》到《昼帘绪论》再到《牧民忠告》，可以说官德修养、官场关系和为官之术成为官箴书最基本的内容架构，且无论是哪个板块和方面，说教的色彩均大大减少而实务性、实用性特征显著增强；明清时期的官箴书，相对而言更加突出了针对性和应用性，如有的专为初入仕途者耳提面命，有的专就如何处理诉讼事务指点迷津，有的集中介绍前贤事迹以方便取鉴，有的总结个人经验教训供他人参考，等等，其中的经典之作不啻是官员的从政教科书。

历史的车轮进入21世纪，时移世易，古代官箴中的一些内容已经失去了存在的环境和土壤，有些甚至已沦为必须剔除的封建糟粕，但是其中仍有不少具有超时空意义和普适性价值的理念、观点和论断，这些理念、观点和论断无疑是古代官箴的精华所在，是我们在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必须倍加珍视和开发利用的宝贵遗产。对于我们来说，无论是史学研究意义上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还是实践应用意义上的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加强对中国古代官箴的研究都是非常必要的，应当给予足够的重视。（中共山东省委党校裴传永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历代官箴研究》，最终成果为同名研究报告《中国历代官箴研究》，课题组成员有：仝晰纲、王萍、裴植、周东娜、秦湘宇、齐晓青、任福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