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派，清代书院教育的典范

   书院是我国古代独特的文化、教育组织。清初为了防止汉族士人利用书院进行反清活动，限制书院发展。康熙亲政后，为了加强思想统治，以书院作为宣传程朱理学、讲授科举时文的平台，书院迎来了发展契机。各地书院兴盛，让桐城派作家有了安身立命的最佳场所，也为桐城派发展、壮大提供了重要保障，桐城派逐渐成为清代书院教育的引领者。

桐城派作家浓厚的书院讲学情怀

与历史上其他文学流派不同，桐城派作家迫于时势，与官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他们的主要活动和人生志趣，与教育尤其是书院教育割舍不开。桐城派先驱者戴名世年轻时就靠授徒谋生。桐城派创始人方苞，因家境贫寒，设馆自赡；步入仕途后，曾被诚亲王聘为王子师，并在翰林院任教。方苞在京城数十年，主要精力都用于教书创作和研究经史。方苞未曾执教书院，但以刘大櫆、叶酉、沈廷芳等为代表的众多弟子，都曾执教书院。刘大櫆科考屡屡受挫，或居乡或游幕，均以教书为业。他先后任山西百泉书院、安徽敬敷和问政书院山长，担任黟县教谕；晚年归里，仍讲学不辍。其挚友姚范、方泽，弟子姚鼐、王灼等都主讲书院，传其衣钵。

姚鼐号称桐城派集大成者，在古文理论与创作实践上为桐城派的创立打下了坚实基础，还通过主讲书院为桐城派培养了一支享誉文坛的精英队伍。乾隆三十九年（1774），姚鼐从四库馆辞官后，即赴书院讲学。姚莹在“从祖惜抱先生行状”中说：“（姚鼐）既还江南，辽东朱子颍为两淮运使，延先生主讲梅花书院，久之，书绂庭尚书总督两江，延主钟山书院。自是，扬州则梅花，徽州则紫阳，安庆则敬敷，主讲席者四十年。所至，士以受业先生为幸，或越千里从学。四方贤隽，自达官以至学人，过先生所在必求见焉。”可见姚鼐讲学影响广泛，弟子众多。如梅曾亮、管同、方东树、刘开等“姚门四杰”，以及姚莹、陈用光、姚椿等都是文学英才，他们也主讲各地书院，学子遍及大江南北，桐城派的影响剧增。道光以后，姚鼐再传弟子中，又有方宗诚等数十人从事书院讲学，促进了书院和文派发展。

咸丰、同治时期，曾国藩广纳时贤英才，张裕钊、吴汝纶、薛福成、黎庶昌等“四大弟子”享誉文坛，其中张裕钊、吴汝纶情系书院，致力于培养新式人才。桐城派在河北的扩展，与张、吴二人主讲莲池书院息息相关。在他们的影响下，贺涛、马其昶等一批弟子对书院讲学一往情深，活跃于各大书院。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张裕钊、吴汝纶在莲池书院时，首开招收外国留学生的先例，一批爱慕中华文化的日本学子如宫岛咏士、中岛裁之等，远涉重洋，负笈渡海求学，学成归国后宣传中国文化艺术，桐城派的声名再传海外，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一段佳话。

从刘大櫆算起，桐城派作家有近百人从事书院讲学，每个时期的代表人物都与书院讲学有着或深或浅的渊源，展现出继承传统、勇于创新的讲学情怀，造就了文学、教育发展史上的奇观。

桐城派作家重视书院教育的主要实践

桐城派作家或为官，或从教，或游幕，都心系书院与教育。他们有的为官一地，大力兴建、修复书院，发展教育；有的主讲书院，坚持因材施教，与时俱进，体现出变革创新的时代精神；有的游历幕府，对幕主广施影响，献计书院教育和人才培养。综观桐城派作家从事书院教育的实践和成效，可以看出他们重视书院建设、精心培养人才、关注国计民生的远见卓识；他们关于书院教育的一些举措，具有引领与示范作用。

一是兴建、修复书院。桐城派作家每到一地任职，倾心书院建设。如姚莹在福建、台湾、四川等地为官，兴建九和、海东、玉环书院，促进当地教育发展和人才培养。桐城派中兴之臣曾国藩，在军务之余，兴建、修复湖南、安徽、江苏等地书院，亲自督查、出题、阅卷。曾国藩“立书院以养寒士”，使因战乱而人文凋敝的苏、浙、皖地区恢复生机，铸就此后百余年间英才辈出的辉煌。在曾国藩的感召下，其好友、幕僚及湘军首领积极修复各地书院。如吴汝纶在深州、冀州任职，兴建、整顿书院，亲自讲课，“聚一州三县高材生亲课之，民忘其吏，推为大师”；他在河北为官近二十年，“其文教斐然冠畿辅”。方宗诚补枣强县令，创立正谊讲舍和敬义书院，充分展示桐城派办学理念和构想，造福枣强百姓。

二是改革并完善相关书院的管理制度。桐城派作家就如何办好书院，从制度建设、招生规模、教学方法、经费筹措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改进、完善措施。如姚鼐在生徒学习目的和培养人才目标上，注重锤炼生徒的德行操守，强调“明理”和“学佐当世之用”，这些有助于扭转清代书院过于突出科考功能，平衡古文与时文教学之间的矛盾；在教学上，要求弟子关注社会和民生，主张“文以载道”；在教师遴选上，重点考察德行与道艺，德行上要“敦行谊”，道艺上要“工为文”，彰显老师的表率作用；在管理上，健全制度，完善奖惩措施。姚门弟子也积极作为，把桐城派发展带入黄金期，把姚鼐管理书院的经验传播各地，形成了以梅曾亮为代表的北方传播中心，以陈用光、姚莹、邓廷桢等为代表的东南传播中心，以吕璜等为代表的岭西传播中心，桐城派的影响“南极湘桂，北被燕赵”。曾国藩、吴汝纶等积极参与书院办学，宏观上大力指导，政策上给予倾斜，实践中注重督查，办出特色和成效，促进了清代书院发展。

三是重视书院山长的选聘。山长是书院的核心和灵魂，选好山长，对书院的发展十分重要。桐城派作家对选聘山长有独到见解。姚莹说：“山长者，必道德、文章、艺业可为师法，士望归之。”选择一位好山长，让“士心悦服”，就能实现书院教学目标。他要求山长选聘后，“天子不得而可否之，大吏不得而进退之”，强调自主办学和山长权利。戴钧衡看出山长由官府或大吏推荐之弊端，在《桐乡书院四议》中规定山长由董事及诸生共议，颇有民主色彩。曾国藩选聘安徽、江苏等地书院山长时煞费苦心，发现理想人选，亲自礼送赴任，其诚可鉴。

桐城派作家主讲书院的特点

全面考察桐城派书院教育，具有以下特点。

讲授经学与时文写作并重，注重传授古文理论。古文创作是桐城派作家立世之本，讲授古文是他们立足书院的独门绝技。不同时期的作家都在关注社会现实中发展文论思想。姚鼐提出“义理、考据、辞章”说，强调“用科举之体制，达经学之本源”，将科举之文与治学求本、修身务本相联系，实现“学佐当世”。方东树以“明学术、正世教”为己任，强调作文“言必有宗，义必有本，不欲为无关系之文”；同时又“不尽拘守文家法律”，体现他在变革创新中延续文脉的自觉精神。姚莹提出读书四端：义理、经济、文章、多闻，将理学与经世致用相结合，在文学创作中体现济世救民的情怀，代表了近代文学发展方向，也把桐城派文学理论引向更加健康、更具活力的发展道路。曾国藩提出“义理、考据、辞章、经济”和吴汝纶提出“兼通新旧、融合中西”等主张，无不体现他们关心国是、引领时代潮流的创新精神。

注重教学、学术研究与古文创作的结合，营造教学相长、平等交流的氛围。注重学术探讨、鼓励学生争辩是中国书院的优良传统，桐城派对此予以继承和发扬。姚鼐掌教书院，培养学生问题意识，师生平等交流，互相畅所欲言，自由论辩。管同和梅曾亮曾就是否研习骈文展开激烈辩论，管同说服梅氏学习古文，但梅氏作文仍然散骈互见，管同不满：“子之文病杂，一篇之中数体互见。武其冠，儒其衣，非全人也。”此后，梅曾亮采纳其建议，潜心古文创作，成就“一代文宗”。

注重古文教材编选。桐城派文论宗法先秦、唐宋，勇于吸取前人文论精髓，并在实践中创新，编纂独具特色、指导性强的古文选本来指导生徒学习与创作。方苞编选《古文约选》，颁布各学宫，成为官方的古文教材；姚鼐编《古文辞类篹》，成为最能体现桐城派文论的经典范本。此后，梅曾亮、曾国藩、方宗诚、吴汝纶、吴闿生等都编纂古文读本，总结执教、创作经验，给学习古文提供借鉴与参考。（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桐城派与清代书院研究”负责人、安徽大学教授）